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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济南商会
朱晔

  行会,是商民的自发组织。乾隆三十九年(1774),晋陕商人在济南创办山陕会馆。13年后,济南银钱业创建福德会馆。光绪年间城里有会馆20余处,西关有绸布、国药、杂货、鞋帽、银钱五大行。会馆和行会负责制定交货、清算、折让、用人制度等规程或公议条规,平衡业户间、行业间、异地商人间的利害关系,保护行业或工商业者利益,缓和商人同政府间的关系,抵制欺行霸市行为,抚恤客死的同籍和同业商人。会馆行会也是本行业、同乡人举行节日团拜、敬神、联欢、做寿和婚礼的场所。其组织负责人称“行头”或“行首”。
 
商会的成立

  1904年1月,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商务分会”。1905年,山东济南商务总会成立,会址在老城富官街,宗旨是“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清政府规定,担任商会职务须有才品、地位、资格、名望。1908年由济南劝业道道员萧应椿任济南商务总会总办,汪懋琨任总理,李石可任佐办,孟洛川任协理。1911年,在商埠经三纬五路南首西北拐弯处建立了商埠商务分会,通称商埠商会,悦来转运公司经理胡仁普为会长。1912年,济南商务总会和商埠商务分会分别举行换届选举,大有银号领事石丕绪当选为济南商务总会总理,福德栈经理朱璧斋当选为商埠商务分会会长。1914年,两商会按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会法》,分别改称山东济南总商会和山东济南商埠商会,设会长、副会长。1912年,泺口镇商务分会成立,1916年改为历城县泺口镇商会,三商会互不相属。1914年,济南总商会会员达1800余家,商埠商会会员580余家。是年商埠商会换届,阜成信花行经理王协三当选为会长。1916年,两商会分别换届:石丕绪当选为总商会会长,惠丰公司经理穆伯仁当选为商埠商会会长。1918年,商埠商会换届,宫毅当选为会长。1920年和1922年,商埠商会两次换届,山东银号经理刘兰阁均当选为会长。1924年,济南总商会与商埠商会分别换届,山东银行张肇铨当选为济南总商会会长,东莱银行经理于耀西当选为商埠商会会长。1925年,全市各行业同业公会陆续建立,两商会下属同业公会20多个。是年会章规定,会员依资本额按月缴纳会费,资本额500~5000元者缴0.80元,5000~3万元者缴1.50元,3~10万元者缴3元,10万元以上者缴5元。1926年,两商会分别换届:张肇铨当选为济南总商会会长;于耀西当选为商埠商会会长,选出会董32人。
  1929年,两商会将会董制改为委员制,会长改称主席。1930年2月,济南总商会改选,改称济南市商会(仍不包括商埠商会会员),经文缎店经理辛铸九当选为主席。此后,山东省政府限期令两商会分别改组,国民党训练部则令两商会“组合一商会”。1931年11月组成济南市商会筹备委员会,是年全市有行业公会84个,公司和厂店3245个。1932年3月,济南市商会(含原商埠商会所属会员)举行第一届选举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执行委员12人,监察委员7人,候补监察委员6人,会址设于原商埠商会,城里商会和泺口商会改为济南市商会分设的事务所。是年,会员缴纳会费的办法改为依资本额分为10等,最高者每月缴150元,最低者5元。商会规定,凡兴办重大公益事业项目时,要经理事会或执委会商定,会员自愿募集部分经费。商会经费用于公益事业、工作人员工资、商会活动、官府的临时摊派等方面。商会各主要负责人均为名誉职,会员缴纳的会费数额,商会分期登报公布,每年的经费开支预决算均向会员报告,听取会员的审核和监督,并呈报官府备案。1936年12月,市商会参与韩复榘的白糖走私案,被国民政府查获,山东省政府下令解散市商会,另组商会筹备委员会。1937年,改为商会整理委员会,事未竣,济南沦陷。
  1938年,日伪“济南治安维持会”召集各行业公会负责人临时推定商会执行委员,成记面粉厂和成大纱厂经理苗兰亭为会长。1940年,日本侵略者派“顾问”驻会。1941~1942年,市商会按南京伪国民政府颁布的《同业公会准则》及《商会法》规定,商会组成人员称理事、监事、理事长。按资本计算代表权数。1942年,济南各同业公会改选。参加商会的有81个同业公会会员(含7260个厂店、6个商店会员),资本总额79933305元(伪联银币),代表202人,代表权数16201权。1943年5月,选举产生济南市商会理监事会,苗兰亭为理事长,理事14人,候补理事5人,监事7人,候补监事3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济南市政府指定人员组成市商会整理委员会。1946年11月,整理委员会改组为筹备委员会,各同业公会陆续重建。1947年,市商会的选举仍沿用资本额计算代表权数的规定和理事称谓,全市共有88个公会会员(含6945个厂店),9个商店会员。1月,市商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为理事长,理事21人,候补理事10人,监事11人,候补监事5人。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济南特别市市政府决定,市商会原理监事照常供职。10月,军管会派员驻商会指导工作。10月3日,市商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因马伯声出走,推举同兴油坊经理尚兰亭为代理事长,市商会行使济南特别市市政府授予的职权。1949年10月,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东木任主任委员。同月,市商会宣告解体。
 
商会的主要工作

  市商会成立后在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举办公益活动、参加爱国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是,1920、1921年济南商会参与抵制北京政府的开征所得税及加贴印花的活动,致电北京政府,指出加贴印花“显系违法”,予以“一律否认”。1929年,济南国药业参加反对国民党政府“铲除”中医中药政策的活动,上书请愿。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宣布暂缓实施铲除中医中药的规定。1943年,市商会慰问并救济公设市场(今万紫巷)遭受火灾的商贩。1947、1948年,市商会先后派代表赴国民党省、市党部,临时参议会和省市政府请愿,要求豁免所得税。商会理事长马伯声又去南京申请,但多数未能奏效。二是,商埠商会于1913年在经四纬六路口开办商埠第一小学。次年组织“水会”,预防水灾。1926年捐助遭受水灾的难民。1939-1941市商会捐献冬赈款8100余元。三是,参加爱国斗争。1919年4月20日,两商会派出代表11人,参加全市国民请愿大会,提出维护国权,并通电全国商联会“抵制日货,为政府后盾”。还参加我市62个团体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执行抵制日货,进行罢市,并发表爱国宣言。部分商店经理被逮捕,各商店为罢课学生送食品饮料慰问。巴黎和会签字后,济南商界举行抗议化妆游行,许多商店关门停业,还在门首张贴“我不庆祝”的标语。此间,第二师师长马良派兵驱赶参加爱国集会的群众,并发表媚日演说,开设药店的回族爱国商人马云亭当场予以痛斥,并率众砸毁马良在南礼拜寺所立碑匾,后因此而惨遭枪杀。1925年“五卅”运动中,济南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对英日帝国主义者“严加交涉,以平民愤,而维国权”,并参加济南各界举行的市民大会。济南两商会与银行公会、商业公所、商业研究会组成济南商界“沪案”后援会,并发表宣言,制订抵制英日货办法,向被害工人下半旗致哀,为罢工工人捐款5000元。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6年绥远抗战时期,市商会印发捐册,推动各同业公会向工商企业募款,慰劳御侮将士。钱业公会向上海捐款6000元,向绥远捐助1000元及手套、毛袜各500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市商会发动工厂商店为抗战捐献一日营业之所得、职工一日之工薪,并直接汇交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济南沦陷期间,爱国民族企业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向西安等地转移资本,到解放区做生意。济南复兴印刷局经理毛晓亭、大通棉栈经理刘振清等人参加掩护中国共产党济南地下组织的抗日活动,遭日本宪兵队的关押和刑讯。解放战争期间,祥宁银号的贾汉臣、赵耀庭等工商业者,参加掩护中共党员李光军、郭恒久等人的革命活动,向解放区输送外汇,传递情报,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
 
解放后商会积极协助政府复工生产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领导人约见市商会秘书主任刘竹斋,向其阐述中国共产党有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商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动员各工商业户迅速复工复业。1948年10月,市商会张贴通告,要求各业户响应市军管会的号召,复工生产,开门营业。10~11月,市军管会驻商会代表召开商会理监事座谈会和各同业公会负责人会议多次,反复讲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随之全市各工商业户迅速复业,至12月底,全市复业厂店9051户,占总数的96.73%。1948年11月22日至1949年3月,市商会发动全市工商界响应市支援淮海战役委员会的号召,掀起支援前线的捐献运动,参加捐献的1185户,共捐献北海币81155100元。1949年1月,市商会配合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贯彻《济南特别市工商登记暂行规程》和《工商登记暂行规程实施办法》。市商会理事长尚兰亭任工商业登记委员会主任委员。通过登记,摸清了全市工商业状况:全市共有私营工商业96个行业,15628户,职工70809人;其中工业7534户,职工33435人;商业8094户,职工37374人。2月至9月,市商会与工商管理部门配合,贯彻执行市政府关于加强市场和摊贩管理,取缔粮关、油关、纱布关、海味杂货关、卷烟关,建立各交易所的决定,稳定了物价,保证了人民必需物资的供应。
 
旧政权和日本侵略者对济南工商业界的摊派和勒索

  1922至1925年,山东军政当局屡屡向市商会借款。张宗昌督鲁期内,当局以军政机关与商会签订合同的名义,或借“奉督办省长面谕”向商会借款,少者数万元,多者百万元,却以随之贬值的金库券、善后公债券等作抵偿。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和警狱等机关所需粮款多由商会支应。1929年4月,国民党军一次向商会征借米20万公斤、面粉25万公斤、麸皮25万公斤和豆料10万公斤。1930年,阎锡山晋军占据济南期间,向商会派征的军粮、马料和其他物资达百万元。韩复榘统治山东期间,向济南工商业者摊派的名目有省防飞机捐、防空捐、爱国奖券、市仓米谷折价摊款,和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款、救国公债等。1933年,韩复榘在济南征收杂捐达17种。1937年,韩复榘离济前,借助饷名义向工商界以每两8元的价格派销鸦片,由军法处派人坐会收款,仅绸布业就派销鸦片2000两。济南沦陷期间,日军侵略者对济南民族工商业用“军管”“让渡”“合作”及“经济统制”等手段进行掠夺,摊派名目繁多,先后迫令市商会成立供日军主副食的代办处。以“国防献金”“兴亚献机”“修安民壕工程”和修庙、修日人用游泳池等为名,向工商界摊派款物和收集钢铁。1943年,日本侵略者以“查暴利”捕“经济犯”为名,使一些无辜工商业者遭逮捕和受刑,被处以高达3000余万元的罚金,日本侵略者却称其为“商民自愿献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省、市军政机关对工商业者的各种摊派名目繁多,有欢迎慰劳军队、抚恤蒋军家属、蒋军官兵死亡棺木补助、军事防御费、自卫经费、绥靖特捐、警察福利基金、成立义勇警察、“戡乱”捐款和国民党的党费募捐等。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市商会为支应各方面的勒索,无奈把房屋做抵押贷款。是年,国民党军政机关修军用蓄水池、飞机跑道和修筑工事等所摊派的金额,均为千百亿元,并大量征用各企业的原材物料。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民党军政统治者的榨取下,全市的民族工商业各厂家虚盈实亏,无法维持,停业者月达数百起。1948年9月,全市工商业户由1946年的12449户,减至9357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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