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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家的兴衰荣辱——济南电灯房创始人刘恩驻之孙的回忆
刘航荪口述 迟阿鲁整理

  我家过去有许多照片,绝大多数毁于“文革”。幸存下来的几张,多已模糊了。我的结婚照是在台湾的内弟翻洗带回来的。还有的照片是整理者在网上搜集来的。我结合这些照片,说说我所见所闻的家世吧。

  一、我的高祖

  我的祖籍在山东沂水县刘家店子村(现在已划归沂南县),高祖父刘象久,在清朝咸丰年间,曾任江西万载县知县。当时该县政治腐败,土匪猖獗,民不聊生。他到任仅七月,断结200余案,平定匪患,除暴安良,故深得当地百姓敬仰,当地为他建了生祠。

  二、曾祖父在清朝政府当大官

  曾祖父刘策先,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曾任户部主事,同治年间曾任湖北省按察使和布政使。他基于爱国热情,毅然投笔从戎,随亲王僧格林沁执干戈以卫社稷。当时清政府为保卫京畿,须加强天津军备,派曾祖父率部驻扎天津。他年岁高后还乡,隐居祖籍县刘家店子村,高寿而终,他生前在我们县购置了38顷良田。

  三、祖父谋实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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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恩驻

  祖父刘恩驻(号福航)23岁中丙子科举人,补用知府,候补道衔。按说他走仕途畅通无阻,但是,面对清朝腐败无能,他已厌恶仕途。在随我曾祖父四处奔波的岁月里,他受洋务派的新思维影响,热衷化学、物理、机械制造、电气等自然科学和技术,以求走与他父亲不同的救国之路。光绪初年,祖父携我父刘筱航随曾祖母庄氏来济南定居。
  当时,在清政府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认为:大清军力低弱,症结在于武器落后。于是,清朝政府颁发诏书,通令各省创办机器局即兵工厂,制造枪炮、子弹、炸药。山东巡抚丁宝桢于1875年创办了山东机器局。而当时所谓的人才,尽属科举选拔的舞文弄墨或耍刀弄枪的人,而懂自然科学、技术的人却凤毛麟角。清朝政府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为此,除国家大量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以外,还在国内选拔新型人才。
  山东巡抚张汝梅四处寻找这方面人才,经人推荐,发现祖父,随即由他上奏朝廷。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召见祖父。那日,天气晴和,祖父衣冠楚楚,迈步登殿,慈禧一见来者长相不凡,器宇轩昂,稳健持重,顿生好感。接着询问业务,祖父对答如流。慈禧大悦,旋即降旨,任命祖父为山东机器局总办。祖父上任以后,经营有方,业绩不凡,为朝廷制造了大量单发步枪和子弹,充实武库,缓解军需,深得清朝政府赏识。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祖父个人投资27.9万银圆,从德国购进两台42千瓦的锅驼发电机,并聘请德国人斯密特·哈姆来济南装机。在济南老城内院后街“曲水亭”(占地约1.9亩),建起了“济南电灯房”(后更名“济南电灯公司”)。从此济南巡府衙门内、达官和巨商富贾宅邸有了电灯。电灯是新鲜事物,开始时,巡抚大人总觉得合闸送电让人畏惧,所以,夜幕降临时,总要请祖父到巡抚衙门来坐镇指导。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山东巡抚吴廷斌上奏朝廷,褒奖祖父在军需、实业方面所做的贡献。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祖父退出山东机器局。同年因社会开化,用电越来越多,“电灯房”必须扩大,为方便利用西护城河的水发电,所以迁至济南西门北约400米顺河街路东处(北地民间称“东流水”,也有一说1909年迁此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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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房早期的引擎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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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灯房东流水址

  1914年在济南举办山东第一次工业产品展览时,祖父被聘为机器制作部评议员。因热心实业,为扩大影响,祖父慨然花500银圆(最高额)购得第一号入展券。
  1919年,祖父把原有60万元资产作为股本,平分给父亲刘筱航和二姑夫庄式如。另招新股40万元,“电灯房”改为“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姑夫任经理,其长子庄维屏、次子庄次封先后具体管事,斯密特·哈姆为工程师。
  祖父业绩显赫,社会地位很高。在济南铜元局后街有很大的一片房子,由南至北,有七进院,还有前、后两个花园。宅前有40亩正方形的荷塘,正中铺有自南向北宽广平整的一条砂面通道,尽头是一座太湖石假山,绕山石东西两侧而过始进庭院,荷塘北岸分列两道砖砌花墙,绿树花圃十分清雅。
  有一次,祖父携全家去青岛,刚住下,崂山的土匪就知道了,绑票的目标是父亲。可巧,他不在,土匪没找到父亲,干脆把祖父绑走了。跟随祖父的仆人崔长明(崔三)对土匪说:“老爷年老体弱,我要跟随老爷一起去。”一个土匪拿枪顶在他的脑门上威胁说:“老实点,快滚,否则要你的命。”匪头说:“带上他也好,让他背老头上山。”父亲得知此事以后,急忙报告了青岛的德国人,德国总督得知在自己防区出了这样的事,觉得很没面子,即下令去崂山救人。崔三被放回来报土匪的要价。父亲怕动了枪炮,土匪撕票,又改变主意,决定私了,不惜一切代价。德国总督佯装同意,待父亲走后,总督还是下令去围剿土匪。土匪哪经得住德国人的威力,很快就被端了窝。土匪中有一位待祖父很好,祖父曾对他说:“如能出去,你跟我到济南干吧,我保你有吃有喝。”祖父向德国人保了这个土匪。于是,祖父坐上德国人的舰艇向青岛市里驶去,哪知那个土匪跳海了。祖父回来后,立即备厚礼答谢德国人。从此崔三就成了我们家的义仆,他没有儿子,祖父安排他的几个侄子在我家管重要的事,后来一个为父亲开车。
  “人生七十古来稀”,祖父觉得自己老了,面对这个家,他对父亲的将来放心不下。林育均曾是父亲的“伴读”,为人厚道,有主意。祖父有一天把他叫来说:“我老了,筱航年轻,他交的那些朋友都靠不住,将来你要多提醒帮他呀!”祖父还向高个的老管家(忘记了他的姓名)悄悄交代了后事。祖父也叫来父亲,让他叩拜老管家。后来证明,这两个人都真心地帮了刘家。

  四、从父亲开始家业开始衰败

  1923年秋天,祖父七十大寿,在济南八旗会馆祝寿,酒席摆了100多桌,从北京请来孟小冬(著名京剧女老生演员)戏班,连唱大戏三天。祖父过度疲劳,病倒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祖父再一次把筱航托付给自己的几位老友,将公司的大权交给了二姑父,祖父带着许多遗憾走了。父亲接任董事长,二姑夫继续任经理。第二年的冬天我来到这个世上。
  祖父为父亲先后娶了四房妻,嫡母管氏(我叫她娘娘)生了三个女儿,大庶母李氏(矮二太太,我叫她大妈)、二庶母谢氏(胖二太太,我叫她二妈)都不生育。母亲李氏(高二太太,我叫她娘)。虽然母亲没有文化,但她俊秀和善,又生了我这么个儿子,所以备受父亲宠爱。据说母亲是河北人,出身贫寒,与家里人都合得来,对佣人也好。
  1928年春,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北伐军攻打奉系军阀,日本军队阻止国民党北扩,借口保护侨民,4月28日1500余日军侵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济南,日军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3日,日军大肆进攻,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军在济南烧杀淫掠,屠杀军民6000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1929年5月,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下,日军撤出济南。
  在“五三惨案”之前,父亲得知北伐军与日军在济南要打仗,便委托林育均代他管理电气公司事宜,自己携全家到天津避难,在那儿一住就是三年多,期间祖母张氏去世。在英租界里,我们租的房子多,也大,生活费全由二姑夫定时寄来。父亲赋闲,家里常有人来访。大姑的大女儿曹轶欧(曹淑英)、二女儿苏梅、儿子(外号“小秃”)曾经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两个表姐去了上海,听说她们是共产党,表哥好逸恶劳,偷鸡摸狗,经常偷我家的东西,被父亲逐出家门,表哥从此断了联系,听说流落在上海街头。
  大姑父名闻建臣,旗人,清朝的候补道台,家住芙蓉街金菊巷路北东口第一家。由于姑夫为人老实无能,他唯一的儿子又不成器,他家一点点没落,便把房子卖给我家。1932年3月父亲又把房子租给一位叫赵子俊的商人,他开了“燕喜堂”饭庄。
  在天津,我刚刚记事,我的保姆朱妈也是从济南带来的,她是山东济宁人。她经常领我出去,到劝业场、到海河边游玩,给我童年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父亲好摆阔,他的小汽车是天津上等的,据说他花了很多钱买了“1”号车牌。天津金刚大吊桥落合时,只要他的车在那里,必是优先过的。
  大约于1932年,济南形势稳定,但是,济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争权夺利,经营管理不善,很多用电户拖欠电费,军队、警察部门白用电,企业严重亏损,已经难以支撑,林育均为公司赊煤、收电费、调节各方关系,忙得焦头烂额。作为董事长的父亲却不善于经营,在天津过得挺潇洒。二姑夫不给我家寄钱了,迫不得已,全家只好返回济南。
  父亲突然面对破家破业,真正感到山穷水尽滋味,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这时,老管家说:“少东家不用愁,老爷在世时已经为你想到这一天了。他在后院埋了几缸银元宝,并嘱咐我,将来不到少东家走投无路时,不让我告诉你。”父亲闻之大喜,全家人到后院北屋叩拜祖父灵位。
  一天,我家大门口堵满了人,家人说是电气公司的股东和工人,他们高喊口号,要求父亲回公司主事。他们不满庄式如。父亲支持股东、工人“倒庄”。从而父亲与庄家矛盾激化,与二姑父对簿公堂。当时庄家的势力很大,父亲不是他的对手。但是父亲不甘心落败,他求助祖父的老友(又是股东)原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督军张怀芝等。1934年父亲胜诉,庄家下台。但是父亲软弱,优柔寡断,又缺乏管理经验,很难承担公司大业。因此,他不得不重与庄家妥协。同年7月将董事会改组为山东济南电气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王子春,常务委员刘筱航、庄式如,经理王占元。随即着手筹款扩建。
  父亲更注重与社会头面人物交往,与韩复榘、宋哲元、杜月笙、何思源、沈鸿烈、陈珂、张竹溪、胡绩、秦启荣、谷良民、闻承烈等大人物过往甚密。全国有名的戏班来济南演出,必拜访我家。20世纪30年代四大坤旦之首——雪艳琴戏班来济南,在北洋大戏院唱戏,她和戏班主角们在我家前花园留影。男前排左四是我父亲,左三是我嫡母的三兄管建侯(在淄博开旭华煤矿公司),左一是管建侯的大儿子管少侯(曾在日本留学,当时在济南日伪机构当科长,并在正觉寺街开酱菜店),后排左二是韩复榘时期的济南公务局局长张子彬(张鸿文),左四是管建侯的助理陈仲范。女左三是雪艳琴,左一是雪艳琴的姐姐雪艳芳,左五是父亲的矮二太太李氏,右一是父亲的胖二太太,左二是父亲的瘦二太太(我的生母),右二是锦遇春(在戏班里唱老生,解放后经雪艳琴推荐,在长春艺术学校任教,1993年在天津去世),右三是戏班唱大花脸的,嫡母未在其中(她带两个姐姐去了天津大姐家),图片中其他人不详。
  父亲爱狗,那时我家养了十几条良种狗,一天要吃十几斤牛肉,专门有一位佣人驯养。有时候狗不爱吃食,父亲就派佣人到“吉元楼”买“炒腰花”、“炒肉片”喂狗。一次,我随父亲带了几条狗去青岛参加赛狗的大会。赛前,专门请了青岛市警察局的驯犬官李丹秋给予调教。
  父亲爱交友,我家又在大明湖、趵突泉之间,所以客人来往不断,各道的朋友都有。父亲陪朋友逛大明湖是常有的事。30年代的大明湖在老城墙里边紧靠北。湖是开放的水面,水面一块一块的,好似许多池塘组成,池塘都是私人的。池塘与池塘之间高出水面的埂子长着苇子,船在池塘之间的水道里行驶,进入大明湖好似进入水的迷宫。池塘里种有藕、蒲子草、茭白,还养鱼。夏天,济南很热,有钱的人家夜晚坐上游船进入大明湖游玩,有的人合伙租船打麻将,饿了,湖里有卖烫面茭白水饺和其他一些小吃的。白天,有的湖民坐在大木盆里,双手拿着有把的木板划着水,穿行在水道里,叫卖着湖里产的东西:五香酱油螺蛳、莲子、荷花等,别有情趣。湖里有许多种鱼,白鲢、鲤鱼、草鱼、鲫鱼等,野鸭和水鸟也很多。湖里的名胜主要有历下亭、北极庙、铁公祠、张公祠、遐园等。济南城北门门洞很特别,大明湖的出水道就在此穿出城外,水道两侧可以走人。冬天,大明湖结很厚的冰,湖民锯冰块垛在大明湖西城墙根内,保护起来,留到夏天冰东西。从大明湖北岸向南望望去,最显眼的是千佛山。难怪古人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佳句。那时的趵突泉虽然破败,但是富有自然情趣,主要看三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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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艳琴戏班在刘家花园留影

  父亲好看戏,父亲常去的戏院是北洋大戏院、进德会里的戏院,有时也去大观园的戏院。我也常随父亲一同去。进德会的主任叫佟锦标,就是我的三姐夫。他是莒县人,后来是王耀武办公室的主任、山东省驻南京政府办事处的主任,为中共地下党做了不少事。解放后居住香港,继续为中共搞统战工作,后来被英当局发现传讯,不得已撤回大陆,由组织安排在天津市大沽路中学教地理,三姐刘佩蓉在另一所学校做行政工作。
  进德会曾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党山东党部主任张苇村(他是我本家的一位在济南律师工会干副会长的二叔刘绍禹的拜把兄弟)在此被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韩复榘的人刺杀,另一种说法是蓝衣社的人刺杀。原本蒋介石派张监视韩复榘,而张韩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因此,后一种说法较能站住脚。
  父亲与街坊邻居关系都好,甚至有时他拿着马扎坐在电气公司大门口,和路人都能拉呱。
  父亲不抽大烟,不逛妓院,在那个社会算是一个正派人、老好人。他怜悯穷人,所以,常吃亏。沂水老家房、地产业,由本家的一个外号叫“老荤油”的长辈管理。由于收不上地租,自然缴不上税。“老荤油”就到济南来向父亲要缴税的钱。对此,父亲虽将信将疑,但还是每年都给他了。
  老家经常来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向我家乞讨,父亲一般都给他们一点钱。一次,有个人说他是老家来的,没有钱回去了,父亲也给他10个大洋。管家崔三心里有疑,跟随那人,发现那人没去车站,反而进了饭店大吃大喝起来,崔三气不打一处来,揪着他的衣领去见父亲。那人见我父亲后跪地求饶,父亲虽然气愤,还是让崔三放了他。
  尽管父亲与社会上层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与韩复榘也有不薄的交情,但是,作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却以电气公司股东间纠葛迭起,电力日形衰微,社会烦言丛生,电力为一市之专利企业,关系治安綦重,公司不能自行整理为由,于同年12月派员接收,说是代为整理。组织了临时整理委员会,原董事会均不得过问公司事务。临时整理委员会主席张鸿烈(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常务委员王向荣(山东省建设厅厅长)、闻承烈(济南市市长),委员赵广培(山东省会公安局局长)、吴化文(济南警备司令)、经理赵竹贤(一年后因贪污被查处,由傅正舜继任)、法律顾问刘绍禹、工程师斯密特·哈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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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韩复榘派驻济南电灯房临时整理委员会

  对此,父亲既恼怒又羞愧却不能言,心情郁闷。这时父亲发现小便带血,经许多名医检查,疑似膀胱有瘤子,劝其到北京协和治疗,父亲怕开刀未去,病情逐渐加重。父亲病倒,特请来刘绍禹来我家理事。
  那时,家里有四五辆汽车,有一辆牌子是“普里梦斯”。由于常摸父亲的汽车,我学会了开车。本家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刘善群,由父亲资助在济南苇村中学上学,他常来我家。有一次,我和他悄悄把父亲的汽车推出去。那时我才12岁,我坐在司机位子上,靠背上加了垫子,使劲抻着脖子探着身子望着窗外的前方,汽车发动后,脚底踩着油门,挂上档,紧把着方向盘,车就开走了。从铜元局后街经筐市街走普利门,进商埠的街上兜了一大圈。返回时,车在普利门街上熄了火,警察过来,见车里只有两个孩子,便问我们:“司机呢?”当得知我就是“司机”又是刘家少爷时,警察惊讶又无奈,只好放行。家里人得知少爷把车开走了,全吓坏了,放出人四下找。当家里人看我把车又开回来时,又气又喜。
  还有一次,刘善群领我去了经三路纬七路,过了纬七路口,路北是一体的二层楼,楼下是自东至西的长廊,靠街侧,是一个挨一个的拱形门,很特别。长廊往北有一些胡同,而且胡同与胡同东西贯通。哥哥和我由一个女人领着,左拐右转上了楼。我落座在临街靠窗的桌旁,另一位女人给我倒茶、拿糖,陪我说话。刘善群与领我们上楼的女人进了另一间屋,好久才出来。回到家,我就说了这次出去的经过。本家二叔刘绍禹得知后,打了刘善群一顿,并将他赶走。从此,刘善群再无消息。后来才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是济南有名的妓院群落——八卦楼。
  张宗昌是个军阀,属奉系。1925至1928年在济南执政,罪行累累,恶名昭彰,罄竹难书。1932年9月3日,义士郑继成(当时他是山东参议)在济南车站将其毙命。1935年父亲已经卧病在床,一天,郑继成来我家探望,他带来一件刺绣“松鹤延年”图。父亲欠起身来,与郑继成攀谈。我听说他是刺杀张宗昌的人,所以也跑到父亲房里,看这个大英雄。郑在父亲的提问下,讲了那次刺杀前前后后的情况。我听到的与目前史料记载的有一些出入。郑追张宗昌开枪时,由于紧张加上报仇心切,开手枪时忘记开“保险”,所以三枪未响。这时张在铁路上拼命跑,紧追其后的郑不慎绊倒,手枪摔在地上,再拿起枪向张扣动扳机时,张应声倒地,郑追上来又在他身上补了一枪,为叔父报了仇。
  1936年3月父亲去世了,年仅49岁。父亲立有遗嘱,家产全由我继承。在这以前,大妈也死于妇女病,在济南安葬。父亲去世,韩复榘、宋哲元、何思远、杜月笙等国内许多政要人物都发来唁电唁函。丧事办得很隆重,还有一个原因,父亲的灵柩将随祖父、母的灵柩一同用火车运回老家。
  起灵那天,在东流水街相对护城河彼岸的电气公司的地方摆了路祭。亲朋、邻居、股东、电气公司员工代表等陆陆续续向灵位祭拜。中午12点整,电气公司的汽笛鸣响,吹鼓手们也奏起哀乐,全场哭声一片。家人、亲戚披麻戴孝,棺材由人抬着。三口棺材排成一列,我披重孝顶灵,后边是祖父的棺材,大姐领祖母的棺材,三姐、五姐领父亲的棺材,娘娘、二妈、母亲和亲朋分别坐在后边的汽车里,后边还有长长的送葬队伍。电气公司原定只派代表来送葬,哪知,几乎所有员工都早已等候在路旁,与东家最后一别。汽笛长鸣,哀乐凄婉、哭声回荡在老城上空。去火车站的路线,由警察维持秩序。市民聚在送殡经过的道路两旁,人山人海。韩复榘派谷良民那个师的一个连护送灵柩回沂水县。火车到了潍县,棺材又抬上租来的汽车,送殡的人也全都坐上汽车。沂水县的警察、民团也在县城迎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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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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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悼词

  五、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

  刘家到我这一辈,只有我一个男丁,不但我是祖母和父亲的掌上明珠,连我的生母也备受祖母高看、父亲宠爱。由于母亲秉性和善,家人、佣人都尊敬她,虽然娘娘、大妈、二妈有几分嫉妒,但是表面上还都过得去,家里挺平静。
  我从小娇生惯养,天资不笨,却学业平平。我生下来还没满月,祖母急着要看孙子,大冬天把我抱到她房里,着了凉,从那时起犯下了哮喘的毛病,因此,更加娇惯。那时我在离家不远的济南第二实验小学读书。由于常落课,父亲干脆不让我去上学,给我请先生来家辅导功课,我的学业不令人满意。尽管学业平平,但是我却是玩的高手。进德会、大明湖、趵突泉、大观园、千佛山、小广寒(济南第一家电影院)等是我常去的地方。由于好滑冰、打乒乓球,我是进德会的常客。我还学会用气枪打鸟,那时鸟种类很多,数量更不用说了。大人都劝小孩不要打鸟,路边电线杆上也常可看到小标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当时我不听那一套。
  父亲死后,俺娘俩的地位一落千丈。娘娘在家说了算,她与三个姐姐分得七分财产,二妈、母亲和我在一起生活,只分得到三分财产。我们这边什么事也不会做,只好变卖家产度日。娘娘也卖掉了“燕喜堂”租用的房子。
  父亲在世时,家里有鸦片,他一般不抽,而我母亲、二妈都吸,现在家穷了,孤独越发使她们烟瘾重。这样,我们的家产很快卖得差不多了。二妈嫁了人,只剩下我们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更冷清了。
  母亲希望我好好念书,但是,我学习仍不刻苦,一放学就玩,放风筝、郊游、游泳、捕鱼捉蟹、打鸟、斗蟋蟀、逛庙会、滑冰、打雪仗,好不自在。我家周围到处是名泉:趵突泉、五龙潭、黑虎泉、珍珠泉、一年四季都冒着清澈的泉水,雨季连街道石板缝里都冒水。
  1937年12月27日,孙桐萱的军队不战而逃,日军进了济南。日本人对庄式如一家很重视,请其长子庄维屏任山东省建设厅厅长,次子庄次封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庄家没有答复,他们开了一次家庭会,商量对策。当时在经四路南纬一路东处约30多亩地的庄府仅剩下600元钱,不够一天的使费,全家人已赊着吃了。庄次封说:“现在家里已穷到这份上,不干也得干了!”之后,庄维屏任日伪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庄次封没有当财政厅厅长。1938年6月济南电气公司实行中日合办,由日本兴中公司、东亚电力公司出资组成济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庄次封任中方经理。
  尽管那时我家已败落,但是“破船还有三千钉”,加上庄家在日本人那里干事,所以我家每月能收到电气公司股息钱,维持生活没问题。
  1942年,我家的厨师刘庆东(原是丁府的佣人)为我做媒,在我娘主持下,娶了大我两岁的丁泽琛。她的曾祖父是清朝山东巡抚丁宝桢。她家早已败落。我从天津辍学回济南与她结婚时,操办只能一般了,她到我家可以说没有享福却受了不少磨难。那年,我18岁,妻子20岁。
  1943年,日本宪兵队“泺源公馆”的人到我家找我,当时我藏起来了。日本翻译官说:“限三天期,让刘航荪到‘泺源公馆’走一趟。”我也不知为何去,心里挺害怕,于是找到二姑父的长子庄维屏。他说“这事好办,你去找我大儿子庄文华,他是泺源公馆的‘嘱托’(顾问)”。后来经他出面,就没有这件事了。
  1944年,我又莫名其妙地被日本宪兵抓到“凤凰公馆”(普利门处)。这个宪兵队的头目是一个军曹,名叫田中利正,他好一顿地打我。母亲得知我被抓了,赶紧凑齐赎金(四块金条)才把我领回来。后来才知道,日本宪兵那年正从事一项所谓“经济大检举”行动。目的很明确,就是搜刮民财,以补充日益不足的太平洋战争军费开支。济南驻扎的日本人勒令市民、工商业主献铜,献铁,献金,献机。还不够,就没收了一些工商业主如裕兴、德生润、德庆公、恒聚泰、信和、公裕东等颜料庄,兴元永、祥记、福庆长等布庄的货物。因为我家是电灯公司的股东,抓我也是为勒索。
  我没有什么活可干,日子越来越穷了,于是,陆续卖电气公司的股票维持生活。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大员王耀武成为山东省长。庄维屏、庄文华都被收监。国民党接收了电气公司,庄次封被免职。我仍没事做,家里分给我的公司股票也卖光了。为了生计,我经常到天津、北京姐姐家住,就这么一天一天混。王耀武时期的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得知电气公司创办人的后代破落到这等地步,特批给我家每月二十五袋子面。这样,日子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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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泽琛

  我还是想法升官发财,于是我去了南京。先找到佟锦标(后来成了我的三姐夫),求他领我去见父亲的好友同乡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秦得知我来的目地后,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奔着我来的,你想升官发财不行,必须先当兵,冯玉祥将军当兵时,见人就打敬礼,他的志向是将来人家都给他打敬礼。你要像冯将军那样,愿在这儿干先从士兵做起。”我这么老远跑来当然不愿当兵了,就没再找他。佟锦标也很为难,求秦的上校秘书给山东省建设厅厅长丁基实写了一封信,让他给我安排位子。回来后我被安排到一个社会救济性质的处工作,但是刚干了半年又赶上精简机构,我又被精简下来,于是又过那种无业的生活。快到济南解放,我家已完全败落了。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了。好在岳母一个远房的本家在经六路纬一路“济安里”有一处房子借给我们住。
  一次,母亲抽大烟,被官府查到,并且在家中搜到祖父那时收藏的子弹样品。警察局要押我母亲走,我求情不行,只得替母坐班房。在警察局里,我被他们揍过几次,在里边蹲了七天,后来又被家人凑钱赎了出来。

  六、济南解放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市民大多数拥护共产党,但是也有害怕的、仇恨的。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也担心家里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可能会招来是非。
  可巧,大姑的女儿曹轶欧来山东担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表姐夫是康生。曹轶欧一到济南,就打听我们家的下落。那时我们已搬到经六路纬一路“济安里”。大表姐和二表姐一同来看我们,没想到我家能穷到这份上,她们很难过,不久,母亲每月可领到政府12元钱的救济。
  1949年,我报名上了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我与孙桐萱的独子孙智正是同学,有时去他家。从他家得知,抗日胜利后,蒋介石给孙桐萱一个提名上将参议。北京解放,孙桐萱在此落户,后被收监。孙智正的外祖父是清朝的状元,他的母亲张慧中写一手好字,北京荣宝斋都代卖她的字,她用此收入供儿子上学。有时我陪智正探监。孙桐萱5年刑满后回家,戴帽受管制。文革结束后去世。落实政策时孙夫人告诉儿子:“你父亲过去对共产党有过资助。抗日战争时,八路军没有冬装,你父亲慷慨地拿出2000个银圆。当时与你父亲联系的人叫刘宁一。”为此孙智正写信给刘宁一。刘宁一回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地下工作,你可以与刘贯一联系。”刘贯一正是他要找的人。后来,刘贯一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叙述了这段经过,以此纪念孙桐萱先生。
  经过短训,我被分配到平原省(河南)汤阴县教小学。在那里工作,离家这么远,我很不安心。我回来探家,见母亲病重,雇人看护,妻子经同学介绍,为电业公司挨家挨户抄表,工资仅有40多元钱,四个孩子还小,吃了这顿没那顿。看来汤阴县不能回了。
  我去找大表姐,求她帮忙,不回平原省,她很同情,随即指示有关人员在济南为我办理了调动手续,安排工作,很快我就到市卫生局上班。后来我又到市中区卫生科工作。1956年母亲去世,省政府杨锡文秘书长还批示,拨给我家安葬费100元。济南有大表姐在,我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人家还高看我家,我也有几分优越感。
  我的两个在外地的姐姐也知道我们家穷。把他们的电业公司股票分给我一些。开始我不敢要,不要又不情愿。于是我请示市中区的主要领导,他们认为:自己姐姐给的股票可以收下。有领导表态,我心里有了底,就大胆收下了。
  由于我从小喜好运动,不爱发表见解,1956年我获得济南市乒乓球冠军。1957年反右派我没有沾上边。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山东省运输公司急需司机,工资也高,我会开车,我就直接找市中区郑涵生书记、高亮区长,再三要求去开车,后来他们同意了。开始,我在省汽运二队开了几年货车。二姑家的七表兄在我公司三队开车。后来,我又调到市公共汽车公司开4路车,从大炼钢铁到“四清”开始这段时间,我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标兵。那时侯“干部”、“工人”身份不像后来让人们看得那么重,我的“干部”身份不知何时变成了“工人”,我也不在乎。
  我们公司也开展劳动竞赛,多拉快跑,力争上游。我开的新的“解放”牌卡车,后边拖了五个车斗,已经进不了公司大门了,可是,省内有一个姓王的同行竟拖了十多个货斗,在全省放了“卫星”。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除了我和小儿子(吃的好一点)没得水肿病,我老婆和另外四个孩子都得上了。
  “四清”运动时,我开始倒霉了。一天,公司领导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刚坐下,领导开门见山地说:“你出身资本家,解放后又吃股息,你已经属于剥削阶级,从今天起,你就不要在工会参加活动了,到资方那边参加会议好了!”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就到市委上访,几天后在市委统战部的干预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七、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开始那会儿,我还没有预感到文革会给我和家人带来那样的不幸。随着毛主席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济南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街上经常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每当人们听到这声音,都会兴奋地喊:“红卫兵,红卫兵来了!”随之,好奇的人们拥到街上,去目睹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
  他们一般头带黄军帽,身着黄军装,无领章帽徽,斜挎黄军用包,脚穿军用胶鞋,左上臂佩带写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左胸前带着似一分硬币大小的毛主席侧面头像纪念章,手里常拿着64开本的红塑料书皮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多是初中到大学的学生。由于他们是各单位的领导组织的,后来被称为“官办红卫兵”。
  1967年刮起了“上海风暴”,当时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时间“红卫兵”里又杀出来“革命造反派”,街上经常敲锣打鼓,一听到这声音,大家会意识到又有什么造反队组织成立了,要么中央文革又有“最新指示”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陆续公开批判。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受到冲击。领导干部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戴高帽子,脖子上挂大牌子,牌子上的姓名用红笔划上叉,开批斗会游大街,“跪石子”、“坐喷气式”。我们公司的领导也不例外。他们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上台子受批判,站在卡车上游街。
  那时侯一天一个形势,几天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精神”。造反队也经常分裂,一时间社会“山头”林立,派性斗争从“要文斗不要武斗”发展到“文攻武卫”。搞得人们已不知站在哪一边是对的。于是街上流传了许多顺口溜:“弹簧身子轴承腰,头上插着试风标”,“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请不完的罪,流不完的泪,杀不完的回马枪,站不完的队”。
  “破四旧”“立四新”是红卫兵小将的光荣任务。按部门领导的意图,首先对“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抄、挖、斗、遣”的行动,所谓“抄”就是抄家,“挖”就是搜金银财宝和“变天帐”,“斗”就是开批斗会,“遣”就是遣返这些人回老家。所以,还没等他们来,我自己先开始了“抄家”。家里一些老照片都提前烧了,一些被看上去属于“封资修”的用品,砸的砸,烧的烧。从曾祖父开始保存的清朝官员的书信(其中有李鸿章、张之洞、丁宝桢等的信)也烧了。有一件物品我没敢单独处理,那就是我妻子丁泽琛娘家的家谱。丁家的东西还是由丁家处理好,我把家谱悄悄拿到内兄家,内兄嫂一见,又气又急地对我说:“航荪,你是雪里送炭,还是雪上加霜,你把四旧拿来,上边还有丁宝桢的名字,这不是要我们家的好看吗?”最后我和内兄商量还是烧了妥当。
  不久,我们两家都被红卫兵抄了。庆幸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什么反动的证据。尽管如此,由于我出身不好,仍属于“黑五类”。又过了几天,我家门上贴上“勒令”,限我们全家人在24小时天内“滚回老家去”。
  公司的红卫兵押送我们回了老家。一到村里,男女老少全出来看热闹。红卫兵见了大队长,以命令的口气讲述了我的种种“罪状”。大队长听了也不买他们的账,随即就顶了他们,大队长说:“刘航荪老家是在这,但是,他家好几辈子都在外边,现在犯了事,把他全家遣返到俺这里,这里又不是养老院,不收。”红卫兵哪吃过这个碰,给大队长讲起革命的大道理。大队长更不听那一套。双方僵持不下。不得已,我家暂时被放在村子学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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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航荪和大姐二姐

  红卫兵碰了钉子,只好跑十几里到公社,打长途电话,向公司领导请示对策。公司领导答复马上带组织介绍信,派专人到临沂地委、沂南县委联系。经过一翻折腾,最后大队长总算接收了我们。
  红卫兵回去了,我们一家挤在一座破房子里,生活很艰难,好在村子里刘姓的多,而且有近亲,还有的曾是我家的佣人的后代。由于我们家待佣人好,所以,他们的后代还念我们的情,我们在乡下反倒心里平静了许多。
  听说,遣返不应当连累有工作的子女。一个月后,我大女儿先返城。后来,我们全家又一个一个偷着跑回济南。
  1969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十条”,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倒台了,当权派又陆续掌权,社会治安开始好转,但是生产秩序还很混乱,市场继续萧条。紧接着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我又成了被清理的对象。
  那时,我每天早上3点起床,去公司,给公交车上水、洗车、检查故障,等司机5点15分出车之后开始吃饭,稍一休息,公司的干部上班后,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开始挨批斗,下午劳动,我的任务是挖防空洞。
  一次,单位开忆苦思甜会,我被揪到会上作为靶子让诉苦的人在我身上撒气。我们单位一个主持会的,拿着一个黑窝头走到我跟前质问我:“黑窝窝头好吃吗?”我想了一会儿觉得不好回答,如果我回答“不好吃”,那个人会说:“不好吃,你为什么忍心让穷人吃?”如果我回答“好吃”,那个人会说“好吃你为什么不吃?”我不做声,他们你一拳我一脚打我。用巴掌扇我的脸,嘴里流出了血。我手里也攥着的黑窝窝吃剩下的一半再也吃不下去了。
  散了会,等人家走光了,我也往外走,满脸的血满身的泥土我也顾不上清理一下,径直去找军宣队的负责人。我带着气对军代表说:“他们把我嘴打破了,我实在不能再吃这个窝窝头了。”军代表严肃地说:“那你自己看着处理吧!”我扭头就走。军代表喊住我,以命令的口气让我“把脸上的血洗干净,不要给革命群众脸上‘抹黑’。”我只得服从。
  回到家,我偷偷哭了。小时侯,在外有了委屈回来向父母诉,而今有苦怎好向已经跟我受罪的老婆、孩子讲呢。那天下午我拿着一根绳子独自去了四里山。我去的地方,那时常有寻短见的。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泪水不住地流,我想了许多。思前想后,想死又怕死,终于求生的欲望战胜了自杀的念头。我又踉踉跄跄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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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航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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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泽琛

  1970年春天清理阶级队伍,单位的领导对我说:“上次遣返是正确的,你所以回来是王效禹搞的,现在你还得回去。”于是我又被遣返回老家。我老婆也被强行按退职处理。我小儿在我们遣返之前上山下乡回了老家。
  回到老家,尽管那时大讲阶级斗争,我没有受到什么管制,我们全家人觉得比在济南心里踏实。我会开车,生产队里的机器就交给我管。我倒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了。
  大队长兼村支书待我较好,农忙我开拖拉机,农闲我就到济南孩子家,北京、天津的亲戚朋友家住,一是出去散散心,二是吃的好一点。一年一年光阴如梭,就这样度过了八年。

  八、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又到来了春天。从此全国开始纠正冤假错案。中央纠正大的案子,基层纠正小的。于是我也上访。
  中共济南市委门前几乎每天都聚集着许多上访的人,我也经常在其中。但是,我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我在遣返之后,在我们领导的促成下,中共沂南县委又给我补了个“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样我就成了“地主兼资本家”。
  为了上访我不知去过多少次省委、市委、县委、公社和我们单位。最终,我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由衷感谢省、市信访部门的人,我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东西,他们却按党的政策严肃认真地为我跑临沂去沂南,不怕得罪人。
  1978年我终于解脱了,并补发了8年的工资。由于公司还是当年整我的人掌权,再回去关系不好处,所以我被迫按有关部门领导的意思,于1980年提前退休了。
  韩复榘的大儿子韩子华是我五姐夫的妹夫,抗日胜利后我与他在天津姐姐家认识的,他是共产党的人,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他一生也遭了不少罪,好歹活过来了,也给他落实了“政策”。1980年冬天,他来山东故地重游,我们一起去了大明湖,站在湖冰上留了影。
  我们生来饱受战乱之苦,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到了晚年,过上了安稳日子,深深体验到“平安是福”的道理。
  我家这段历史,兴衰,荣辱,悲喜,酸甜苦辣,缠绕在一起,富有戏剧性,成为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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