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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牟宜之同志
韩卫国(已故)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济南市教育局工作。因为一件公案,上级党组织派我去东北寻找曾任济南市第一任建设局局长的牟宜之同志。当时,牟宜之受到不公正对待,被从国家林业部下放到大庆油田筹备处工作。正是深秋季节,接受任务后,我乘车北上,经三天三夜,到达齐齐哈尔市。列车不再前行,询问“大庆油田”,许多人不知道,因为当时地图上都还没有“大庆”,就更不会知道大庆油田了。在车站王站长的指点下,我搭乘了去萨尔图的便车,终于找到了油田筹备处。萨尔图周边十分荒凉,路上行人稀少,只有运输车辆来来往往,要打听地方,只有摆手让车停下,询问司机。好心的司机可以捎你一段路,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顺路把你送达目的地。我便是这样见到牟宜之同志的。
  牟宜之满脸风霜,红褐色的脸膛布满了皱纹,虽已年近六旬,但腰板还算硬朗。听说我从山东来,他很高兴,一面招手致意,一面快步走来,拉着我的双手说“总算见到家乡的人了”。为了交谈方便,他邀我与他同住在宿舍,因为当地也没有“招待所”。这里全是简易房,我俩同吃同住,倾心交谈,度过了愉快的一周。工地上除去少数工程技术人员以外,全是集体转业来的解放军官兵,除少数军官穿军装,其余全换上了工装。他们十分尊敬牟宜之,都习惯地称他“牟老”。年轻人见他有客人,便主动给他打水、打饭,送来东北“小国光”苹果,待人十分热情有礼。部队一位副政委陈忠同志说:“牟老人品好,工作认真负责,很勤劳,喜欢读书学习,在这里工作他很愉快,从无半句怨言,他觉得能参加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很荣幸。余秋里同志曾来过工地,还专门来看望了牟老,并交代要多关照这位老人。”
  深秋的萨尔图,已是满地白霜,像是下过一层小雪似的,室内已降到五六摄氏度。牟老给我领来一件棉大衣,让我出门时披在身上。这里的人都吃大食堂,高粱米、玉米碴子、大米三合一的干饭,大饼子、窝窝头,还有土豆、酸菜、豆腐、粉条白菜,既实惠又好吃,让我觉得特别香。第二天,陈副政委派人送来十余个蒸包子,个大馅多,馅是酸白菜猪肉的,是因为牟老来了客人而专门为他做的,牟老和我十分感动。白天我们乘车去工地,看到石油工人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从早到晚,吃住在工地上。牟老说:“已开过誓师大会,大家的心愿就是早出油,多出油,为祖国争光!”那些头戴铝盔、身着工装、满身泥水与我擦肩而过的硬汉,至今还留在我脑海里。
  下午五点后,天渐渐暗下来,便会有狼出没。为了安全,晚上不许单独外出,各自回到宿舍便不出门。我与牟老促膝谈心,他问我家庭、工作、学习情况,我都一一作答。他怀念山东,怀念家乡,对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济南更是念念不忘。他说:“济南是个好地方,应该好好规划,泉是灵魂,具有全世界少有的地理特色。突出泉水即抬高了济南身价。人人爱泉,都喜欢住在泉边,可围绕泉水,建高档住宅区、商贸区。这样,老城区就可提高一个档次。”“居民楼往南建,十六里河、仲宫都可以成为居民区,当然交通要提升、路要修好,公交要跟上。”“这个珍珠泉,济南应当换回来,给省里在千佛山附近建一套办公区,腾出来供老百姓游览。”“济南火车站太小,北面棚户区要拆除,把这里的住户往小清河两岸迁。这是个长远之计,政府不能老躲避矛盾。这里太影响省会形象了。”“济南的大学太少了,洪家楼地区就应该改造成大学区。老百姓不要再占地了,全划给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的发展关乎山东的发展,政府应当有远见,有了人才基地,才能提升省会地位。”“小街小巷建设要提倡民办公助,居委会领头干。”“要放一片荒山给大型企业,如济钢,可以给他鲍山,绿化、美化,基建统一安排。汽车总厂,可以给他无影山,在全市统一规划下安排生活区。白马山可以划给机床厂,但每个山头都要有建筑特色,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不单是政府的事,大型企业和人民群众也要参与。”他还说:“以后退休,我要回到济南去,找个小山村帮他们绿化,植树造林造福子孙后代。”一番番肺腑之言,关切、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令我十分感动。
  牟老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他1909年出生在日照一个剥削阶级家庭。从小爱读书学习,少年时代,便走出了家门。1925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配合进步老师组织和参加学校和社会革命活动。1932年,回日照县,参加了共产党发动的“日照暴动”。“暴动”失败后,党组织为了保护和储备革命力量,动员他躲起来,他便东渡日本,就读于秋田矿业专门学校和东京中央大学。1935年秋天回国,依靠和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亲属关系,担任了《山东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离开报社赴西安和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办事处了解到他同丁惟汾的关系,便动员他去敌后工作。1938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派他任乐陵县县长。同年春,八路军115师肖华部来到乐陵,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他彻底改组了县政府及其武装,完全接受中共领导,其武装部队改编为115师“泰山支队”,他被接受为“中共特别党员”。1939年春天调往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同年秋天,随邓颖超向毛泽东汇报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勉励他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1939年9月1日,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到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接见。10月,回到冀鲁边区,任鲁北行动委员会主任,进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40年夏,被选为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委员。1941年春,被选为山东沂蒙地区行政公署专员。1942年8月,调任八路军115师参议室主任,从事策动敌军反正的工作,组织和参与了策动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等部共6000余人的举义反正工作,受到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根据东北战场的需要,1946年5月,调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49年10月,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1952年调任国家林业部经营司司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调东北北大荒劳动。在开发大庆油田时,调到筹建处做后勤工作。
  东北一别,再无缘相会。1975年,牟宜之赴济南,希望能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但最终未能如愿。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客死济南。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平反昭雪。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五人署名缅怀牟宜之的长文《有功岂必书之碑》。文尾写道:“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牟宜之还是一位诗人,旧体诗写得非常好。他写的《野菊花》一诗,既是他精神追求的真实表白,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他一生的坎坷命运和高尚情操。
 
  荒甸生野菊,秋深花亦黄。
  无人曾欣赏,有意自孤芳。
  傲骨风前劲,本心霜后香。
  挺身立大漠,柔中方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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