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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哉牟宜之 诗人亦战士
魏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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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宜之
 
  “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牟宜之是一位诗人,残存的一百多首诗作在其死后得以结集出版。这些诗多慷慨激烈,洋溢着战士的豪情和蒙冤者的不平之气。诗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长诗。功勋卓著却低调做人,其高风亮节永存世间。
 
东林后裔气节为重 济南求学投身革命
 
  牟宜之(1909—1975),原名牟乃是,字去非,山东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牟家庄人。其祖父为当地一有名的中医,饱读诗书,著有《疡医耘录》《海上续方》等专著。父亲牟幼青,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在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员。日寇入侵后,辞职回乡。尽管有日伪势力屡次招降,其父却不肯就范,如牟宜之所说:“家中有时挨饿,我家先代是明朝的东林党,颇重气节,决不当汉奸。”牟宜之五六岁时,在家乡随祖父一起生活,祖父口授他《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并诸多历史掌故。自七岁起,牟宜之正式发蒙,入私塾,读《四书》。后父亲去济南任职,他也就随父去济南读小学。牟宜之于中年以后,仍能流利背诵《史记》《左传》《聊斋》中的整篇文章,就是在少年时期打下的底子。1924年,他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他加入了刚刚更名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他与丁惟汾、丁君羊父子的特殊关系,很早就接触了山东早期的共产党人王尽美、邓恩铭、安哲等。丁惟汾是他的姨父,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还是一位国学家;丁君羊是他的表兄,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牟宜之以五岁幼龄,就曾亲炙丁惟汾大师风范。牟宜之说:“我自小即得他夫妇喜爱,我读书时即住在他家里并经济上得他家的帮助。”加入共青团后,牟宜之在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关向应属下从事共青团秘密工作。他参加了济南的学运活动,散发声讨五卅惨案的反帝传单,募捐声援省港大罢工。他还在正谊中学东邻的司家码头租了两间房,作为团组织的工作机关。1926年,17岁的牟宜之转入北京中国青年会中学就读。之所以赴京深造,是因为得到已举家赴京的丁惟汾的资助。
 
倾囊支持日照暴动 丢下一支精致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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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宜之夫妇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这是牟宜之在1929年所写《少年行》中的诗句。这一年,他20岁。从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后,他曾远赴武汉投考国共两党合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未及入学即派回山东”。他返回济南后,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的日照同乡安哲密切来往,组织了“红军之友”秘密团体,密谋暴动。1932年10月,时任日照中心县委书记的安哲组织发动了日照农民暴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闻报,急派队伍镇压。暴动队伍起而迎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枪,没有暴动的条件。牟宜之偷偷卖了妻子从娘家带来的三十多亩地,还把自家油坊账面上所有的现金,都偷偷提了出来,充做暴动经费。暴动失败,牟宜之的名字随即上了通缉令。第二天他就逃至上海,到丁惟汾家里避难。前往日照镇压暴动的韩复榘部官兵,发现了一把精致的手枪,经向南京军委会核实枪号,竟是中常委丁惟汾的佩枪。省党部和军队方面都大感震惊,猜到这枪肯定是牟宜之用的,且牟宜之有可能就躲在丁惟汾的家里,但谁也不敢上门查问和拿人。这手枪,是牟宜之在回乡之前,从丁惟汾皮包里偷偷拿走的。丁惟汾得知此事后,对牟宜之大发了一通脾气。
 
东渡日本结识枝子 浪漫恋情终化云烟

  1933年,牟宜之避难东渡日本,进入一家矿业学馆学习数学,后又转入东京中央大学。这时,他爱上了日本房东的女儿枝子小姐。枝子小姐端庄大方,美丽动人,又知书达礼,料事有章。两人相识半年,便情意缱绻,难舍难分。24岁的牟宜之诗兴大发,在《赠枝子小姐之一》中,写下“虽为异国人,互作友与师”和“相依无多语,默契两心知”的诗句。这位枝子小姐,自幼失却父亲,姐姐早已嫁人,惟与寡母相依为命,开了一间日用杂品百货小店,加上出租房屋度日。枝子的母亲亦相中这位中国年轻人,“邀我娶其女,坦腹作东床”。此时的牟宜之“日夜苦焦思,饮食为之忘”,却最终“迷魂速极返,头脑转清凉”。一是中日交恶,迎娶敌国女子是大不祥;二是家有娇妻幼子,愧对丈母娘。遂斩断情丝,毅然只身返国。在异国,牟宜之还结识了亡命日本的郭沫若。牟宜之与他同是天涯沦落人,谈起前尘影事,感慨良多。郭沫若回国后,曾在哈尔滨和沈阳两次见到一身戎装的牟宜之。两人饭馆小酌,相谈甚欢。郭沫若对牟宜之相当尊重,连声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投笔从戎敌后抗日 千里转战相识群雄

  1935年,牟宜之回国后,曾在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辅导委员会、《山东日报》等单位工作,后成为《山东日报》的经理兼总编辑。山东当局的言论钳制相当严密,“主张公道殊不易”,苦闷中的牟宜之,时时在想出路。在济南,牟宜之结识了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沂南老乡,即原东北“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将军。他将王引荐给丁惟汾、张继等国民党要人,希图借助上层力量,送王将军重返东北抗日,自己也随其赴关外,实现抗日理想,但最终无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牟宜之先后到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办事处,要求奔赴延安。办事处负责人得知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其姨父时,便派他到沦陷区开展抗日工作。丁惟汾的一位同盟会老友,时任山东建设厅厅长的张鸿烈,将牟宜之引荐给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张先说牟宜之与丁惟汾是亲戚,次说牟宜之在南京政府吃得开。沈大悦,设宴招待,即席委其为乐陵县县长。1938年春,牟宜之走马上任,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国民党县长,是抗日县长。我到乐陵来是找共产党的。我所收入的钱粮分文不给国民党,都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随之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使乐陵形成了“国民党的县政权、八路军的驻防区”这样一种奇特格局。不久,肖华带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支队进驻乐陵。他向肖华提出,辞去县长,带领县大队加入八路军建制。牟宜之博古通今,见识不凡,常与肖华作长夜倾谈。相识几个月后,肖华对牟宜之越发倚重,对此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将乐陵县大队编入正规军,番号为“挺进纵队泰山支队”,由牟宜之任支队司令。1938年冬,由肖华介绍,国民党县长牟宜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别党员。对牟宜之在乐陵的作为,周恩来评价道:“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几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1939年春,牟宜之接到周恩来发来的调令奔赴重庆,在其直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他和周恩来接触频繁,一起吃饭时,周恩来总是亲切地称其为“宜之兄”。当时,丁惟汾已迁居重庆,任国防最高会议委员。牟宜之便利用丁惟汾的社会关系,与邵力子、白崇禧、李济深等上层人士交往联络。他还陪同邓颖超由重庆赴延安。因周恩来回延安后骑马跌伤,邓赶去陪护。牟宜之在路上写了《从重庆到延安》等诗,从其“北望长安近咫尺,乐游原上望中条”的诗句,可看出他对延安该是何等向往。到达延安后,他住在延安招待所,并由周恩来引见,与毛泽东会面,把酒长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泽东托他向丁惟汾代为问候,希望他在延安多住些日子,勉励他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牟宜之写诗以记:“惠我高谊何以报,归来奉上敌寇头。”当年9月,牟宜之又被派回冀鲁边区工作。他先随邓小平等奔赴八路军太行山前线总部。为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行人常常夜里行军,还不时遭遇敌情。一个黄昏,队伍终于抵达山西辽县太行山总部。牟宜之迎面见到一个人,身穿一件磨得发亮的破棉袄,言语间却流露出将军气质。一问才知,此人是彭德怀。天气渐寒,而部队却棉衣无着,这让牟宜之拿定主意,把归自己掌控的几万块大洋全部捐出来,给一二九师购置过冬的棉衣。
  回到冀鲁边区,牟宜之任鲁北行动委员会主任。1941年,他被选为山东沂蒙山区行政公署的专员。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牟宜之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身经百战的他在诗中写道:“战罢黄昏暂宿营,饥肠辘辘起雷声。秋深戎服寒似铁,日久馊粮硬如冰。”因自己体态较胖,他还在诗中幽默地以“胖兵”自称。牟宜之率领专员公署机关和一支小小的警卫部队,曾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头上,牟宜之写下绝命书,鼓舞部队与日寇血战到底。1942年8月,他调任一一五师参议室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组织和参与了策动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等部共6000余人的举义反正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通令嘉奖。
  抗战胜利后,牟宜之先后任新四军、八路军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参加了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的工作。后调东北野战军工作,担任辽东军区敌工部长、联络部长、司令部秘书长等职。陈云称赞说:“老牟的统战工作是做得不错的。”  
 
重回济南主抓建设 浚湖绿山铺路修桥

  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牟宜之担任济南建设局局长。他对和平年代开展建设,充满热情和憧憬。此前,他曾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大力支持梁思成提出的“完整保留北京古城原来格局,另辟新区”的城市规划思路,遭到主流观点排挤。来到济南后,他依然坚持人文至上的城市建设思路。由于战争的破坏及年久失修,大明湖湖岸坍塌,濒于淤塞,湖水浑浊,奇臭难闻,成了蚊蝇的大本营。当时有人提议,把大明湖水放干,以绝后患。对此,牟宜之极力反对。20多年前,他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坐在楼上教室里,窗外便是大明湖的旖旎风光,四时阴晴,画收心底,那一份美好的感觉总是难以忘怀。他力主保全大明湖这颗明珠,成立北城工程处,组织施工队伍用拆下的城墙砖石,垒砌大明湖石岸,清挖湖底淤泥,并且修建了一条环湖马路。他还主持将府学文庙里的棂星门移点保护,将这座民族形式的木牌坊整修一新后,当做了大明湖的南门。湖畔居民说:“人民政府将死湖变活了!”
  在疏浚清挖大明湖南岸的江西会馆(万寿宫)的下水道时,工人们发现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名联题刻碑石。牟宜之立刻赶到现场查看,并向市政府汇报,建议按原有历史风貌予以恢复,让名联给大明湖增色添彩。后来,这幅名联刻石镶嵌在铁公祠西门内两侧,与明湖景色一起享誉天下。
  与今天的满山苍翠不同,解放之初,济南四里山(今英雄山)是一片荒山。牟宜之主张建立四里山公园,在山上大量植树。他指出,这样不仅可以美化环境,同时还可以防风固沙。早年留学日本的牟宜之,体现出超前的环保理念。他接收和建立了济南林场、王庄苗圃、泺口苗圃、闫千户苗圃等,以保证城市绿化的百年大计。在他主持济南建设的几年中,修复开通了许多条马路,包括环城马路;修建了多座桥梁,如青年桥、西门桥、青龙桥、解放桥等。牟宜之还做了一件值得记述的好事。1952年,为解决城市工人的住宅问题,济南市政府决定建设工人新村,牟宜之担任工人新村建筑委员会副主任,具体负责设计施工。他邀请工人代表共同查勘选址,确定户型,当年即建成一千间职工宿舍。
 
风云有变生计艰辛 多子能诗岂能谓贫

  1953年,牟宜之奉调北京,先后担任林业部经营司司长和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局长。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牟宜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次年被开除党籍。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
  在这段昏暗的岁月里,牟宜之劳动之余作有大量诗篇,吟出来就写在纸片上、烟盒上,甚至火柴盒上。对这些无法公开发表的诗,牟宜之敝帚自珍,夹在一本《毛选》中,放在一个皮包里。打成右派后,牟宜之写过一首《咏板桥》,中有“泼干墨迹见风骨,脱却乌纱显清高”之句,并不以丢官为意。又有《任凭风雨》一首,诗曰:“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豪气不灭的同时,亦有“生计艰辛累子女,心情跌宕寄山川”的咏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牟宜之被迫离开北京,发配至北大荒“劳动改造”。当他听到彭德怀挨斗的消息,心潮难平,想起当年与其见面的情景,挥笔写下“夙慕忠贞常自励,只缘同病更相亲”的诗句。他还在《示儿》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要居庙堂勤为政,退隐江湖善其身。”面对极为艰辛的生活环境,他还能洒脱如往:“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
  1974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写信,说明了自己的处境。邓小平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希望在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宜之悲愤成疾,脑血栓突发,客死济南。1979年,中组部为其平反。他的家乡日照建有牟宜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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