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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三十年前《济南市情》编纂工作
朱文兴

  1986年春天,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建国以来济南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济南市情》,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同志于1985年12月30日专门为即将付印的《济南市情》题词——“温故知新,振兴济南”;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翟永浡同志为《济南市情》作序;时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砚耕同志亲自主持《济南市情》的出版发行仪式。时任市级领导和市直各部委办局主要负责人都获赠一册,作为了解和研究济南市情的参考。出版的当年,《济南市情》荣获全省出版系统颁发的山东省图书优秀编辑一等奖。
  30年过去了,这部书依然在济南的书架上立着,依然是了解和研究济南系统而详实的资料性工具书,连书的装帧设计也依然显得庄重大方,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显得落伍。30年间我搬过3次家,但《济南市情》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柜上,经常随手翻阅,写涉及济南文史和发展历程的回忆文章时,更要从《济南市情》中找资料、寻出典。因而30年前编纂这部书的一些片段经常浮现在眼前,感到当时的许多做法或许至今仍还有启迪意义。
 
姜春云同志要求各级干部熟知济南市情、研究济南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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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7月,姜春云同志(后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到济南兼任市委书记后,曾在市直部委办局和县区主要负责人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施政演说《改革创新,振兴济南》。他说,振兴济南首先要了解、熟悉、掌握和研究济南市情,从济南的历史、现状中预见和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寻求正确的发展对策。为此,他一方面要求济南全体干部加强调查研究,吃透济南市情;一方面,要求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砚耕(后任市政协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长)和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张明山(后任市委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市政协副主席兼市委统战部长),抽调骨干力量脱产搜集整理济南市情,编写一本全面详实反映济南历史、现状并展望未来的大型资料性工具书,给市直部委办局和县区主要负责同志作参考,并明确要求从市委研究室抽出1名副主任,专门负责《济南市情》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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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市委研究室刚从市委办公室分离出来升格为部委级单位才两年,承担市委的全部文字工作,副主任只有我和王惠民同志(后来任市委副秘书长)2人,还有亢寿贞(后来任市委副秘书长)、鲁毅(后来任济南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济南电视台首任台长)、赵若生(后来任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几位副局级研究员,副局以上干部年龄都已到50岁左右,只有我才37岁,又是学中文的大学本科生,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身上。其实,当时我对全市的情况并不了解,刚从市教育局奉调到市委研究室才两年,从比较单一的教育系统转而要掌握全市政治、经济、社会、党建、工业、财贸、交通、城建、农业、文教、卫生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个弯子转得是很大的,感到压力很大。好在有王砚耕、张明山同志的定向把关和全力支持,《济南市情》的编纂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编书的过程成为全市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掌握市情的过程

  市委对《济南市情》的编纂工作高度重视,确定由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翟永浡同志(后来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任编委会主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王砚耕同志任主编,副主编由6位同志担任,他们是:市政府秘书长诸葛士廉(后来任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张明山,市委研究室副主任朱文兴、王惠民,市社科所所长潘洪安,省出版总社济南分社(今济南出版社的前身)副社长兼总编辑潘清海,并由我兼任《济南市情》编辑组组长;还确定了市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张钰(后来任市政协副主席)等21名同志担任编委,他们当中除了有市委、市政府各主要部委办局的分管负责同志外,还有市博物馆的研究馆员、著名的文物文史专家于中航先生。
  为了编好《济南市情》这部大型资料性工具书,市委在建国小经三路37号市委大院内办公楼前的市委平房会议室召开了动员部署会,王砚耕同志主持会议,翟永浡同志作动员讲话。会后,全市各部门、各单位采取全面调查与专题调查相结合,专业研究人员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中央、省驻济南和市直100多个单位的300多名业务骨干,分部门和行业,对济南各行各业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加工整理出初稿,交到《济南市情》编辑组进行审查。内容基本符合要求后,由编辑组成员按统一体例进行修改。
  全书共分12编86章,还有《济南解放以来大事记》和《济南历代名人录》两个附录。各行各业的基本情况都按“发展概况”“现状分析”和“前景展望”3个部分撰写,所有数据都使用市统计局的。各部门各单位提交给《济南市情》编辑组的市情资料,必须经所在部门和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审阅并亲笔签名,以示负责。承担编写任务的都是各部门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第一编“济南概貌”中的第一章济南的“历史沿革”,就是请时任济南教师进修学院教授、著名文史专家徐北文先生撰写的。共写了2万字,分9个标题:远古时代·最先发现龙山文化的地方;商周时代·齐国西境要地;秦汉时期·济南之名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盛时的济南;宋金时期的济南府和元代的济南路;明清以来成为山东省会;民国时期;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小标题就把济南的历史沿革清晰地勾勒了出来,既概括又具体,既简洁又形象,成为介绍济南历史沿革最系统最权威最简练的文典。
  各部门各单位负责撰写初稿的同志,都先在领导带领下进行调查研究,翻阅资料。这样,整个《济南市情》的编写过程,就成为动员、发动、组织全市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熟悉和掌握本行业本系统历史和现状的过程,从而为落实“改革创新,振兴济南”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翟永浡同志在《济南市情》正式出版时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是调查研究的成果”;“这部书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文笔,介绍了济南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历史沿革、历代名人、名胜古迹、革命传统、经济状况、科技发展、文化教育、名土特产,讴歌了济南的历史、山河和人民。它对生活在济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将激起热爱济南、热爱乡土、以主人翁姿态建设济南的深情;对省内外兄弟地市了解济南、研究济南,加强同济南的经济技术联系与协作,将起到媒介、桥梁的作用。”
 
《济南市情》编辑组成为团结战斗、出成果出人才的一个园地

  《济南市情》编辑组的成员主要是从市委研究室抽调的,市政府办公室和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各抽调1名同志,最多时共有7名同志。从1984年7月初开始,编辑组成员陆续来到。邹卫平最近翻阅当年的日记,他是7月4日到《济南市情》编辑组的。当时办公条件比较简陋,先在市委大楼市委研究室资料科的办公室224房间中间放了几张桌子,开始办公;不久把三楼301室研究室的资料室隔出一半,作为编辑组的办公室;大约到1985年下半年,市委办公室新成立机要局,需要301室这样的大房间配置机要设备,市情组又搬到306和308两个房间办公。
  市委研究室参加编辑组的同志有5位,除我以外,还有:潘广武,聊城人,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担任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为照顾家庭,调到济南市委办公室综合组(科)任副科级秘书、信访科副科级秘书,市委调研室政治科副科级秘书,后来又调到新组建的市委研究室资料科,从资料科抽调到《济南市情》编辑组后,负责全书文字体例、篇目章节的总体设计和农业、商业等方面的编辑,是全书框架结构和写作体例的总设计师。邹卫平,从团市委研究室主任的岗位上转到市委研究室综合科,担任市委和市委领导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到编辑组后负责科学技术、文化新闻、卫生体育、党政和群众团体等方面和两个附录的编辑,以及彩页印刷等方面的编务工作。于春生,从老家的潍坊三中毕业后考入省城济南建筑学校,曾在市建委、市中级法院系统工作,从山东大学科社系干部专修科毕业后被调入市委研究室经济调研科,负责城建和财经等方面的编辑;李家政,曾在济南保温瓶厂担任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厂党委秘书,市经委办公室副科级秘书。从山东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科毕业后,被调到市委研究室经济调研科任副科级秘书,到市情编辑组后,主要负责工业、交通邮电等方面编辑任务。朱佩峰,1982年从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被分配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市志办,市府办派他参加了市情编辑组,负责济南概貌、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等方面的编辑,还协助邹卫平做济南解放以来大事记和济南历代名人录两个附录的编辑工作。临时借调的有:张继升,是从市社科所借调到编辑组来的,张继升当过教师,从安丘考进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专毕业后,进入济南社科所,侧重价格与劳动力理论的研究,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过不少论文,到《济南市情》编辑组干过几个月,承担工业部分的编辑工作。刘克强,从济南机床二厂借调来,负责《济南市情》照片拍摄和彩页设计。吴进,从济南造纸机械厂借调的青年职工,负责彩页的有关联系事宜。
  整个编辑组成员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28岁,多数刚30岁冒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自觉性和钻研精神都很强,一心扑在工作上。记得当时邹卫平同志还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大学本科,下班后还要骑着自行车赶到洪家楼的山大本部去听课,但承担的工作不仅不受影响,还抓得特别紧,除了完成分给他的编辑任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编务工作。其他编辑人员也都是如此,自觉性高,责任心强,钻研精神足。大家既分工,又合作,分工不分家。在一年半的编书过程中,工作量和难度这么大,我却没有批评过一个人,没有发过一次火,不是我愿当好好先生,而是因为每个同志都太主动、太自觉了。需要到相关单位去商讨修改事宜时,编辑们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不派轿车,也没有轿车可派,更不发车贴。当时整个市委研究室只有一部上海牌轿车,张明山同志到北大院——位于经二路的市政府大院时也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我家那时在洪家楼省种子公司宿舍,上下班,冬天乘公交,其他季节骑自行车。盛夏酷暑,编辑组办公室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但没有影响工作效率。
  《济南市情》中一些重要的章节,我们编辑组邀请著名学者进行论证、审修和把关。例如,附录二即《济南历代名人录》,曾数次邀请山东师范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安作璋,以及徐北文等权威名家审读,修改。初稿形成后,印了一个简本,送给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专家审读,提修改意见,其中有济南市著名的特级教师、济南一中语文老师戴思明,济南城建档案馆馆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杜春昊,济南第一机床厂的一位高级经济师等。在各位专家个人审读完后,又请他们集合到设在经七路小纬二路的一座西式小楼中——市委办公室小招待所,编辑组全体成员当场听取意见,集体修改。在外请专家中,市政府办公室的杨东升最令人难忘。早在1957年以前,他就是市政府办公室的副科级干部,有名的笔杆子。“反右”中遭到不公正待遇,改革开放后才被改正,重新安排工作,曾任市政府办公室市志办主任。鉴于他的文字起草经历和学识,安排他到《济南市情》编辑组帮助审读初稿。他年龄比我们编辑组中年龄最大的还要大近20岁,不大说话,但工作认真,提出过不少好的修改意见,和我们相处得很愉快。这位资历和学问皆深的长者,后来享受离休待遇。
  最令人难忘的是,《济南市情》这部80万字书稿的初稿由济南印刷厂印出后,为了确保内容、文字和标点准确无误,编辑组采取一人读,其他六人边听边看,发现错误当即提出,立即校正,连“的”、“得”、“地”这3个易混淆的结构助词都不放过,连1个标点的错误也不放过。编辑组的同志当时虽然年轻,但个人素质都很好,每个人都怀着对市委负责、对济南的历史负责的精神,呕心沥血地进行编、校,不敢存一丝一毫的松懈和马虎。
  这样做的结果是既出成果,又出人才,锻炼了这个团队。编纂《济南市情》过程使各位编辑对济南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为日后做好本职工作储备了丰富的市情知识,通晓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大为提高;另外,整个编书过程中养成的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分工合作,顾全大局的全局观念,互相关心但又不拉拉扯扯的良好风气,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谋私利的清廉情怀,无不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同志未来的发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中,编辑组成员个个都行得稳,走得正,发展得好。《济南市情》出版发行后,编辑组的同志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于春生到了市委办公厅信息处,后来到了省政府办公厅,先后担任办公厅综合二室教育城建组负责人、秘书五处处长、人事处处长、山东省口岸办主任。朱佩峰本来市委研究室要留他,但时任市志办负责人寿逢午坚决不放,甚至对我说出了“你不放朱佩峰回市志办,我就天天到你办公室上班”的狠话,朱佩峰回到市志办后,成为业务骨干,37岁就被提拔为市史志办副主任,在副主任岗位上干了19年,前几年担任了巡视员,今年也要退休了,至今仍是山东省史志专家组的成员、史志界较有影响的专家。邹卫平回到研究室综合科后,不久担任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又担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章丘市挂职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兼舜耕山庄党委书记、总经理,市文化局局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市文联主席,市政协常委,退休后,善书法,工诗词。李家政,回到研究室经济调研处后不久,就奉调到市委办公厅,先后任综合处副处级秘书,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市委常委会秘书),市委办公厅副局级秘书(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秘书),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章丘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章丘市委书记,济南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承担着上级交办的重要文稿的编辑整理工作。潘广武,回到研究室资料处后,先后担任副局级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巡视员。张继升,中途从市社科所来到编辑组,干了几个月后,于1984年年底离开,去创办了山东三联家电销售有限公司。当时我舍不得他走,因为工业方面的书稿刚刚从各个工业局催上来,一篇还没有编辑呢!但张继升找我说:“我是搞经济研究的,不能光纸上谈兵,看到济南无线电三厂要倒闭,就从胶东的乡镇企业借了50万元钱,想去救活它,市社科所输出管理,无线电三厂出厂房,乡镇企业出资金,三方联合办一个家电零售企业,名字就叫“三联”,寓意就是三方联合。如果‘三联’办不好,把50万元钱砸进去,血本无归,我就跳楼!”我被他这种背水一战的决心、迎难而上的勇气和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所打动,忍痛割爱,没有请示王砚耕和张明山两位上司,就自作主张,痛快地放了他,他的编辑任务由熟悉工业的李家政同志担当了起来。1985年元旦后,“三联”在南郊宾馆举行了成立仪式,并在趵突泉北路原济南无线电三厂址正式开门纳客。成立之初,张继升大胆改革用人制度,采取优化劳动组合的用工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期间遇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未被吸收进劳动组合的职工的殴打……我和邹卫平、李家政等常过去协助解决。张继升亲自拟了“要买家电,请到三联”的广告词,后又简化为“买家电,到三联”,简洁押韵,朗朗上口,传播力很强,经过几年努力,“三联”家电零售业风生水起,张继升也成了风云人物。此时的“三联”,比同类的家电零售企业“国美”早办整整两年,比“苏宁”整整早办4年,开了全国家电零售业之先河。由于主观决策和客观发展环境的制约等多种原因,“三联”已风光不再,但张继升当年敢于辞掉“铁饭碗”去下海、自筹资金创办企业的精神,至今仍值得肯定和发扬。“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需要有更多像张继升这样的创客到济南来创业、创新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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