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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建国初期的工作
秦和珍(已故)
 
宁阳剿匪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解放区,还有国民党有计划地留下的上百万匪特,他们与逃亡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联合,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当时,在泰西地区宁阳境内,以耿继武、宁益山、张汉卿为首的股匪活动十分猖獗。为打掉这些土匪,我们根据山东分局“立即剿匪,分股包打,限期5月底剿灭”的要求和陈毅同志路经宁阳歇马亭时所作的“必须在青纱帐起来之前将土匪肃清”的指示,于1951年初组织了清剿。当时,泰西地委由我(时任鲁中南第七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刘舜卿、地委民运部长赵庆栋、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等8名同志组成剿匪指挥部,制定了“军事清剿、隐蔽斗争、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在组织兵力对土匪活动地区实行包围清剿的同时,指挥部在葛石店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表示了不消灭土匪誓不收兵的决心,并当场宣布了有关严惩顽匪和争取自首的各项政策。为了震慑敌人,打消群众顾虑,当即逮捕了百余名通匪窝匪分子,并将其中20余名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枪毙。另外,村村户户都制定了“剿匪、防匪公约”,使土匪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加强部署了秘密工作力量,布设特情人员,安插内线,做匪属和知情人的工作,控制土匪行踪,采取各种方法布罗设网。经过近5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在这年4月分别将匪首耿继武和张汉卿击毙,将宁益山活捉,彻底歼灭了这一地区的全部股匪。
  1950年冬至1951年春,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泰西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为了搞好土改,全地区抽调了30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帮助基层进行土改。在抗美援朝动员参军的热潮中,1951年初,全区一次就动员3000名青年参军。人民群众还发起了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全区共捐出当时旧币141亿元。另外,地委在发动群众开展“三大革命运动”的同时,还提出开展爱国、发家、丰产运动,使全区掀起了发展生产的热潮。
 
调山东分局组织部工作

  1951年8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工作。这时的分局组织部由张晔同志担任部长,后赖可可和董琰同志曾先后担任过部长,李广文和我任副部长,到1955年9月由我担任部长。
  我初到组织部时,国家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时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刚刚结束,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从做一个地区的工作转到做全省党的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转变。过去熟悉的许多东西已逐渐用不上了,摆在面前的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迅速适应,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
  当时,分局组织部面临的形势任务:一是为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大批调配和选拔干部;二是整顿党的队伍。另外,这时全省各级党政机构虽已建立,但很不健全,因此,建立健全各级机构,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也是非常紧迫艰巨的任务。9月初,分局召开了由各地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华东局组宣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山东的整党和干部工作,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我除参加会议的有关筹备工作外,会议期间还直接参加了小组讨论。从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当时各级组织部门机构不够健全,许多同志对新形势下的组织工作还不熟悉。这些问题主要是:在工作方面,多数处室不能就一些重大问题向部里提出建议,当好参谋,事务主义比较严重。另外,对中心工作和经常性工作不能很好地有机结合,存在着责任范围不清、主次缓急不分、事务忙乱和顾此失彼等现象。在作风方面,执行制度不严,纪律涣散,忙闲不均,缺乏对实际工作效率的考察。在学习方面,存在着不经常、不认真和不严肃的情况。这些都同形势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会议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组织部门干部的培训,加强组织部门的建设。
  9月下旬,我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结合分局组织部8、9两个月的工作,在组织部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以整风的精神就机关自身的工作、思想、作风等问题讲了一次话。我认为,以上问题的存在,同部里的领导思想不强、要求不严、检查指导不及时有直接关系。在指出存在的问题之后,强调了各处室的职责范围和工作重点,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机关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这次讲话以后,各处室都认真研究贯彻了讲话精神,思想作风建设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1951年下半年,省政府成立人事厅,组织上决定由我兼任厅长,负责省人事厅的组建工作。在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用了不长时间,就把人事厅机关的办事机构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展起工作。1955年春,人事厅改为人事局,我即不再兼任厅长职务。这一时期省人事厅的工作为以后省政府的人事工作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开展农村整党运动

  建国之初,我们党面临着从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到掌握国家政权、带领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艰巨任务。在这一伟大转变面前,党员中绝大多数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但也有少数党员滋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不求进步,有部分党员干部滋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个别党的基层组织不纯。针对这一状况,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制定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计划用三年时间,对全国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各级组织部门都把这项工作当成主要任务之一,我参加了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
  山东分局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11月,专门召开全省整党建党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前段农村整党试点工作的情况,同时,对下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整党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我在会上传达了华东局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阐述了这次整党的意义、目的和方法。过去整党是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这次则是为了争取生产战线上的胜利。通过整党,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使广大党员能够率领农民群众走互助合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道路。这次会议之后,农村整党工作即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到1955年底,全省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实践证明,这次整党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明确了农村发展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严肃处理了党内的各种坏分子。据当时的调查统计,全省在整党过程中,开除出党的各种坏分子占党员总数的2.2%,取消候补资格的占0.8%,动员退党的占5.1%,另外受到各种处分的占1.49%,等待提高的党员占1.9%。经过各种形式的组织处理,使党的队伍更加纯洁,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为经济建设调配和选拔干部

  在我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兼任省人事厅厅长时,主要分管干部工作。以后我担任了组织部长,仍把干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1951年夏到1958年初春的这段时间里,组织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调配和选拔干部。
  建国前后,山东在为全国输送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贡献是比较突出的。除大军南下时调走大批干部外,自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共两年半的时间里,全省就有三次较大规模的调出干部。一是1949年华东全境解放时,在党中央“接好、管好全华东”的号召下,全省抽调了3万多名干部到新区开展工作,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二是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中,在中央和华东局的统一调动下,全省又输送1万多名干部,援助友邻地区,补充了上级领导机关,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斗争。三是1951年3月华东城市工作会议以后,为进一步实现党的领导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全省又先后抽调了600多名干部补充到上海工矿及华东财经企业等领导机关。
  人们常说山东出干部,这和这个时期较大规模地调出干部不无关系。我到组织部后,全省仅有20多万名干部,数量少,而且机构也较为简单。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国家开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各条战线都需要增加干部,特别是向工业战线调配干部成了当务之急。1953年,中央提出了“统一调整,重点配备,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特别强调了对工业人才的培养,要求下最大决心把党的优秀干部调到工业战线上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除大胆吸收选用新干部外,主要是在现有干部中进行调整。记得当时曾对全省党政群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并采取精简机构、紧缩编制、调整行政区划等一系列措施,抽调出一大批干部充实到工矿企业和新建的机构中去。另外,还按照“先补后调,随调随补”的原则,使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起来,从而保证了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相应地得到加强和发展。1951年到1952年,除在经济部门和系统中调整了部分干部外,又从全省党政群部门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工矿企业去工作,从而加强了工业战线的领导力量。
  1953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中央向山东下达了为全国141项重点工业工程调配700名干部的任务。在当时条件下,尽快实现这些工程,对发展我国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为此,中央指出,必须下最大决心把党的优秀干部调配到工业战线上去。从山东抽调的700名干部,以地处一级干部来讲,要求抽调数额占当时适合条件的同级干部总数的40%,可见决心之大,任务之艰巨。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组织部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严格遵照中央规定的条件选定抽调对象。对象确定后,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认识,使其愉快地服从调配,另一方面注意做好亲属的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由于工作做得比较主动细致,加之挑选的这批干部的思想素质较好,所以这项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当时我还受分局委托,亲自把第一批干部送到沈阳。
  在保证国家干部调配任务的同时,1954年,全省还抽调了2万多名干部去加强本省一些相应发展的部门。1955年,全省又调配了近万名干部组成农村工作队,加强对农村合作社运动的领导。到1956年,全省共抽调选拔干部8万多名到农、林、水、商、财等部门和基层合作社工作。1957年初,为了贯彻党的“八大”决议,转变领导作风,加强基层领导力量,省级机关共抽调100多名处长级以上党员干部到县任职。另外,8个地区及所属各县共下派地、县、区、乡各级干部1.6万余人,这些干部绝大部分在县、区、乡、社担任领导职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规模地调配干部,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据当时调查,全省县、区两级的主要领导尚缺额近3000人,其他方面的干部缺额则更大。因此,我们在调配干部工作中,贯彻了中央“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大胆提拔干部”的方针,注意克服了不从实际出发、要求过高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不进行系统教育和仔细考察了解,无原则提拔,重数量轻质量的单纯任务观点。另外,对提拔各级各类干部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和规定,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各级干部都是由组织部统一管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壮大,机构日益增多,工作分工越来越细,原有的干部管理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便于从实际工作中更好地考察了解干部,正确地使用干部,1953年11月,中央作出决定,逐步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由各级党委的分工部门对自己所属干部分别进行管理,以达到“管细管好”的要求。据此,从1954年开始,我省在一部分系统实行干部分管,同时将省委管理干部的数量由原来的5200人左右压缩到3000人左右。1955年又进一步压缩到2400人左右。随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我们又在各级逐步实行干部职务名称表制度,加强了干部管理的科学性。
  培养、训练、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是组织工作中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完成各项建设事业具有特别的意义。1952年8月,我在全省干部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干部培训的要求以后,又召集有关单位和人员对干部训练工作进行了多次认真研究,并于1954年初为山东分局起草了《干部训练工作计划》和《干部文化教育计划》。从下至上开展了干部培训。据当时统计,1954年全省共培训各类干部4万多名。此时,全省各级多方面的训练机构已有了相当基础,这就为大批地、有效地训练干部准备了有利条件。
  1951年到1958年春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时全省党的组织工作同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也是工作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在这时,全省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总数由1950年底的85万名发展到1957年底的近122万名,在城乡的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员。干部队伍也由1950年的25.5万人发展到1957年的近53万人,而且为全省各条战线培养出一大批领导骨干,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总之,党的组织工作确实起到了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作用。这一时期内,我个人的思想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有了初步了解,对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也由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由没有经验到掌握了一些基本经验。在这一时期中,自己虽然在1953年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里曾一度受到过所谓“分散主义”和“孤立整党”的错误批判,但很快得到平反纠正,所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总的感到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心情也还是比较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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