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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血漫楚云悲 ——记中央红军惨烈的湘江之役
孟昭庚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随后,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设置的三道封锁线,但在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却被迫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惨烈的湘江之战。
  1934年10月15日,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由“剿共”行营南昌登上自己的座机,飞往西安和成都,对西北、西南地区进行视察。待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全部撤离中央根据地的确切情报时,中央红军已通过粤界进入湖南了。蒋介石匆匆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摆在他面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军获得了中共的文件,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倾巢逃窜”了。蒋介石一看地图就一目了然,中央红军此次西进路线就是两个月前萧克“匪部”经过的路线,当即便判断朱毛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两部会合。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共产党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令蒋介石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是强弩之末,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
  国民党军南昌行营随即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和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40万重兵编为五路追剿大军,对中央红军进行五路围攻,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制定并明确分配给各部大军的作战任务。
 

  相关史料记载,何键在1934年11月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这就是说,在11月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恭城方向撤退,而桂军这一撤退,便给中央红军留下了一条“走廊”。
  这条“走廊”又叫“通道”,确实是桂军在自己的防区内为西渡湘江的中央红军有意让出的一条“通道”。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全州和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队所组成的两个庞大的中央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至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要知道,中央纵队自身没有什么战斗力,它不可能脱离主力部队的保护而独自西进。
  被人称为小诸葛的广西军阀首领白崇禧绝非等闲之辈,他心里很明白,与红军作战,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尽管他也极其仇视共产党,但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拿出来跟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企图利用“剿共”消除异己。他很清楚,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大伤元气,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他识破了蒋介石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时刻提防蒋介石借机削弱和吞并自己。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就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赶快送走。具体的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
  1934年11月22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所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这就给白崇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红军进入广西了!于是他便冠冕堂皇地将桂军主力部队瞬间从湘江边上的全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恭城去保境安民。这样,蒋介石所设置的湘江防线便出现了一个无人防守的大缺口。
  这对红军来说,真是天赐良机!然而,直到11月25日,中央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
  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中央纵队却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但有史家说,当时中央高层就转移路线出现了争论,只得开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表决。这三天的“行军空白”很可能是会议造成的。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而正在中央纵队渡潇水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支部队便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红一师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掩护,才将中央纵队接过了潇水。
  中央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踏上征途的中央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必须勇往直前,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只有过了湘江,才能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在湘西的贺龙和萧克所部会合。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
  中央红军将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全州至界首之间。自中革军委下达抢渡湘江命令之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在领受任务后,便率领全团官兵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于11月27日赶到了界首渡口。由于原来驻防的桂军已经撤走,而被蒋介石派来接替防守的部队还没有赶来,红四团没有经过战斗就顺利占领了这一渡口,并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南岸。这60华里区域将是9万余人(包括民夫)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而此时,中央纵队只要赶到渡口就可以平安地渡过湘江。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湘江两岸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在敌人重兵还没有到来之前,不用顶着枪林弹雨强渡。
  正值枯水期的湘江,玉带般清澈的江面宽不到100米,有些地段甚至可以涉水而过。红四团的官兵盼着中央纵队能立即到达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直到红四团奉命增援脚山铺,离开界首渡口时也未见到中央纵队。中央纵队,1934年11月27日才进入广西境内一个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
  此时,敌情比想象的严重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全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了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6个师已经以拉网的阵形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本来对红军是“只击尾”的桂军,现在也从南面对红军“斩腰”而重新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表明他们还是忠于职守的。
  在蒋介石的威逼下,国民党各路大军星夜兼程,迅速地向湘江渡口推进。很快便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1934年11月28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28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
  11月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庞大的中央纵队从文市出发了。
  这一天,在中央纵队的左、右两翼,由于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中央纵队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的阻击,使得界首至全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侦察、轰炸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29日天还未亮之前,中央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那是完全能够顺利地通过蒋介石绞尽脑汁所拼凑的第四道封锁线,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但是,由于中央纵队行军速度太慢,而贻误了战机。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但中央纵队就是加快不了速度。敌人随时都会来,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心急如焚。自古以来,谁都知道“兵贵神速”这句话,但中央纵队怎么就是快不了呢?原来,在战略大转移之前,中央领导想将整个中央苏区几年来的家当都搬走,将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机器设备都拆卸下来,捆成大包。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驴子和骡马的背上,比如大炮、办公桌椅、文件档案,都带上了。一门大炮拆卸以后,仅大炮底盘就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印刷厂的石印机也舍不得扔下,要七八个人抬着。雇佣了几千名挑夫,挑着各种“坛坛罐罐”,摇摇晃晃地掺杂在红军行进的队伍中。这哪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携带了如此多辎重的庞大部队,在宽阔的大道上都不可能走快,更不用说在湘江沿岸的羊肠小道上了。当然,这支部队行动迟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这支部队里有年老体弱者,有伤病员和妇女,还有后勤部门。
  据史料记载:11月26日,走了8公里;11月27日,人困马乏,走得更少了,只有6公里;11月28日,中央纵队不得不忍痛地丢弃了一些笨重的器具,这一天走了28公里;11月29日,情况更加紧急,中央纵队首长命令,每个人只留下必备的口粮和武器,全速向湘江进发。这一天走了32公里。
  70公里的行程,轻装疾进,一昼夜可至,由于中央纵队,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70公里的行程竟走了4天。这四天,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秋末冬初的湘江,沿岸风景如画,碧清的江水被习习的江风吹得波光粼粼,十分好看。忽的白云间传来隆隆的巨响,黑压压的飞机铺天盖地从云层中冒出来,对准江上的浮桥和江畔的红军部队狂轰滥炸。红军没有高射炮,只能任敌人的飞机轰炸。
  在此之前,红军在穿越敌人三道封锁线时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也很少向中央红军行动方向侦察。直到11月28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有恃无恐的敌机三架一组,大模大样地在天空中盘旋,有些甚至贴着岸上的树梢飞行。飞机向静静流淌的湘江投下无数炸弹,这些炸弹落在江面上,落在人群中,每一声爆炸,溅起的就是一滩鲜血。
  与此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在攻击着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的红军部队。炮弹一发又一发,红军的阵地上炸开一团又一团的火光。在重武器上,红军和国民党军的装备根本无法相比,但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战士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炮弹与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躲避的战士被震得耳鼻出血,甚至被震得昏死过去。但战士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
  29日清晨,界首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1930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刚刚牺牲,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噩耗。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紧随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牺牲了……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役,但不管情况多么危急,界首渡口始终掌握在红军战士们的手中。
  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28日,红五师的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29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圩的攻击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
  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师长李天佑把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地剧痛,双眼湿润了。他把黄冕昌团长领到外边,指着前边的阵地向黄团长交待了任务。黄团长向师长敬了个礼,便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十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冕昌!李天佑一听二话没说,抓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正面是湘军。与28日相比,湘军29日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在熊熊地燃烧。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一军团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被留在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便人马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
  下午,湘军出动十几架飞机,对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阵地进行轰炸、扫射,然后以密集的炮火进行炮击,炮击一停,湘军步兵便以密集的队形发起冲锋。红军各团的指挥所不断地转移,但各部队都凭险死守,相机反击。在五团只有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嗥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荡平负伤倒在了血泊里,当敌人端着刺刀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26岁。由他所指挥的那两个连也伤亡殆尽。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被敌人三面包围。患疟疾刚好而身体还很虚弱的团长耿飚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在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当敌人再次冲击过来时,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有支持不住的迹象,便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子弹伤着了膝盖而倒地。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则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五
  1934年11月29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中央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还有30公里的路途。
  30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中央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
  为了确保中央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
  30日,天气晴朗。就在中央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
  红一、三军团指战员为掩护红军抢渡湘江,几天来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连日苦战,已经十分疲劳。可此时此刻人人都担心党中央、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因为保住了党中央,就是保住了革命,损失再大,有党中央在,革命就有希望。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六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发出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中央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两个小时之后的凌晨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到了。电文是:
  林、聂、彭、杨: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十二月一日三时半 

  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聂荣臻立即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明确的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这个夜晚,在肩负着全军安危,红一、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93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那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12月1日,湘江之战打响的第三天,敌人在重炮和飞机掩护下,对湘江两岸的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控制渡口,拦截正在强渡的中央纵队。
  从11月30日上午开始,整整用了四天的时间,中央纵队先头部队的人马才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湘江渡口顿时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中央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马和骡子对走浮桥很不习惯,以至惊恐万状。受惊的骡马嘶喊惊叫,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队伍出现了异常的混乱。当中央纵队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军的几十架飞机飞到渡口上空,对江面进行了狂轰滥炸。几颗炸弹在浮桥上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
  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在浮桥被敌机炸断之后,她跳到河里准备趟水过江,但她身材矮小,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看到了,急中生智,让她揪住他的骡子的尾巴,这样才安全地过了江。
  12月1日清晨,茫茫大雾吞没了湘江,十几米外就看不清人脸,然而敌我双方仍继续在浓雾中激战。10多公里地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中央纵队趁湘江上雾气弥漫,敌机还没有飞来轰炸之前赶紧渡江。
  此时,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从东面向还未到达渡口的中央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官兵“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红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终于被湘军撕开了一个口子,致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
  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一股湘军,在浓密的原始森林遮蔽下,竟然鬼使神差地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在红一军团的历史上还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红一军团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坡上,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敌人上来了!当时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真危险,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差一点当了敌人的俘虏!刹那间,指挥所变成了火线的最前沿。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这也许是天意!
  据后人回忆,平生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极少流泪的林彪,当他望着漫山遍野的灰色尸体,竟泪如泉涌。
 

  1934年12月1日中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骑着马,焦急不安地到达了湘江东岸,见周恩来正在现场指挥,他们翻身下马。可呈现在博古、李德的面前的景象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在轮番俯冲,飞机贴着树梢,投弹扫射,连飞行员的身影、机翼上的字码都清晰可辨。浮桥已经被弹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红色水柱,刚到江心的战士非死即伤,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水流。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所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湘江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红军帽、穿着灰色军装的红军官兵尸体,漂浮着锅碗瓢盆、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被炸死的骡马,漂浮着散落的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还有“蒋委员长的劝降令”……渡口道旁,堆放着笨重的机器、丢失的挑子,辎重物资比比皆是,满目是红军战士的尸体、行李以及破碎的枪支和衣服。大火在燃烧,整个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博古何曾见过这等残酷的战争场面?更没有亲临战场指挥的经验。当他想到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当时,他感到无地自容。党和人民的重托、共产国际的厚望、党内不同意见的指责,一股脑儿地从眼前闪过,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和害怕。在那一瞬间,他的精神堤坝几乎崩溃了,他痛苦地拔出手枪,对准了自己……
  “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博古的举止刚好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他大声制止道。
  看到博古把枪放下,聂荣臻又语重心长地劝慰他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
  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由于狂妄自大和自命不凡,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已经几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两眼布满血丝,面容极其消瘦而又极其严峻。在飒飒寒风中,他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周恩来命令将堆在湘江岸边的那些无法带走或暂时也用不上的装备和沉重的设备通通扔到江里,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过江的速度也就加快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江边,命令各部队必须按建制整理好队伍,由指挥部统一指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忙了好一阵子,混乱的现象才有所好转。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离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
  在各军团的掩护下,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博古、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过了湘江,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许多渡过湘江的战士在痛哭流涕,往日并肩作战的同志,经此一役就长眠江底,再也见不到了。他们为自己昔日的战友悲痛万分。
 

  12月2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由彭绍辉和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还没有过江,便派出一支救援队火速从湘江西岸的大坪渡返渡过湘江,在东岸找到了少共国际师,利用夜色掩护,趁国民党军没有注意,将他们接应过江。当时只有18岁的萧华任少共国际师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18岁,最大的也只有23岁。从瑞金出发时,少共国际师近一万名少年红军现在仅剩2700余人,幸存者最后被分别编进红一、红二师。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下午中央纵队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但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醒来后,从腹部的伤口处忍痛绞断了自己的肠子。陈树湘壮烈牺牲后,国民党军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了他的衣胞之地——长沙小吴门外的石柱上示众。
  中央红军开走之后,湘江渡口便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当局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处有一个叫岳王塘的地方,此处是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密麻麻地浮满江面,一眼望去,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据说,过后此处的百姓三年不食湘江鱼,五年不饮湘江水。
  湘江战役中,红军以巨大的代价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防的第四道封锁线,挫败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当然,湘江之战也是红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是红军一场特大的灾难。从于都出发时,中央红军的队伍浩浩荡荡,有8.6万之众,但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锐减至3万多人,其中还有许多轻、重伤员。许多领导人从湘江的失利中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中央领导者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再这样继续下去,不仅西征无法完成,中国革命也将遇到极大的危机。湘江之战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同时也为中国革命的转折提供了契机。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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