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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儿时孩子传唱的济南童谣
周长风
 

 
  童谣,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儿童中间流行的歌谣,形式比较简短。”歌谣呢?是“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窃以为,有没有音乐伴奏这是后话,首先要界定有没有曲调。童谣也可称儿歌,但不是儿童歌曲,所以一般没有曲调,也就不会有音乐伴奏。然而,一般之外或有特殊,个别童谣也可以歌唱,只不过它的曲调是借用现成的乐曲,因此它算不得儿童歌曲,还是要归类于童谣。
  以教与学的关系论,童谣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人哄孩子时唱的,孩子跟着学会,如“宝宝睡,盖花被”;二是大人刻意教孩子的,如“小白兔,白又白”;三是孩子之间自然而然传唱的,源与流都在孩子,找寻不见大人的印痕。
  现今已很少听到小孩子随兴地唱童谣了,即使让他唱,也会不了几首,会的也基本上是大人,像父母、家中老人、幼儿园老师教的,上面所说的第三类几近绝迹。
  个中原因很多,说起来难免长篇大论,再者,每个人稍作考虑,都能扳指头数它几条,这里不说也罢。大而化之,一言以蔽之:时代使然,尤其是产生和传播第三类童谣的社会文化条件已经基本消失了。
  第一二类童谣,尚还有大人在操控,在创作、筛选、教授;第三类童谣,大人则有劲儿使不上,只能任其自生自灭。我小时候会的这第三类童谣(本文题目中的“孩子传唱”意即在此),于现实中它早已死去了,就像当年种的蓖麻、向日葵,碧绿挺拔的姿影只在我的记忆中摇曳。我若死去呢,它们将何处安身?于是,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带有时代基因的儿童文化的标本或化石,留给后人。
  我1954年出生,1956年随父母从胶东来到济南。在我16岁少小离家之前,一直住在省委机关宿舍,数以百计的邻居大都是解放后由根据地进城的,家庭的男女主人又以胶东人居多。我3岁进省委幼儿园,不用说,小朋友清一色的省委机关干部职工子弟;7岁入胜利大街小学,同班同学大多数住单位宿舍,父母为外地进城人员。
  讲这些,是想说明我要记述的童谣的传播空间,既不是乡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井。至于济南老城的街巷、商埠的里分、近郊的农村、偏远的山乡,同时代的孩子传唱的童谣,和我的一样不一样,我至今也不知道。
  我所记述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时间范围大致为1957至1965年,即我3岁到11岁。这些童谣没有一首是从大人那儿学来的,幼儿园的老师肯定教过或主旋律或纯文艺或小清新的童谣,但是我一句也不曾记得。这或许可以给今天管文艺和干文艺的人们一点启示。
  对孩子相互传唱的童谣,有的学者按题材、场合、年龄段等再分出小类。我一个人记忆的数量有限,就不再细分了,信马由缰地写来,每首后面略加注解和相关情况介绍,毕竟已是半个世纪前的遗响了。
 
 
  1、杨树叶子哗啦啦,小宝宝睡觉找他妈。
  他妈问他干什么,他说毛猴子来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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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童谣是可唱的,借用的曲调是:
  这个曲调在1950年代的幼儿园常用作集体舞曲,小孩子们耳熟能详,所以依此填词。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直感觉它不像中国音乐,怀疑它来自“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也想知道它原来有没有歌词。直到前几年,我才弄清楚它居然是一首从西方流入的基督教歌曲,名叫《耶稣救主爱小孩》,有四段歌词。
  旧时农村吓唬不听话,特别是不睡觉的小娃娃,常说“再不听话,毛猴子就来咬你了!”我的姨表弟很小的时候常到我家,父母和我逗他,说那壁橱里有毛猴子。次数多了,一指壁橱说“毛猴子”,他就露出惊恐的表情。怕吓坏他,这个游戏很快终止。
  童谣描写的是大孩子所见到的,小孩子独自睡眠,做了个噩梦,惊醒后喊叫着找妈妈的情景,很有生活情趣。曲调也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呢!
  我还听过这个童谣的其他版本,但都属于第一类,即大人哄孩子时唱的,也没有曲调,像“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妈妈。搂搂抱抱快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它。”这种由大人作为叙述主体的,小孩子不会唱得太欢,还是我那首好。

  2、我有一分钱,骑马到苏联。
  苏联老大哥,把我送进幼儿园。
  幼儿园里阿姨好,阿姨坏,阿姨是个猪八戒。
  猪八戒扛耙子,耙了她妈个腚瓜子。

  1950年代是我国学苏联的高潮期,尊称苏联为“老大哥”,一切向苏联看齐,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幼儿园的孩子都会说“哈拉勺”(俄语“好”的意思),甚至只知道“布拉吉”,而不知道它相对应的汉语词“连衣裙”。
  那时,幼儿园日常口语叫“托儿所”,看护管教孩子的保育员不属教师序列,孩子称其“阿姨”。在北方,是不用“阿”字作前缀的,那时孩子对非亲属的女长辈,即便比母亲稍年轻,均称作“大姨”,除非这个“姨”是个太年轻的姑娘,不好冠以“大”,才称“阿姨”。当然,称“大姨”也不是济南当地的传统。这种以女性为本位、不论婚姻状况、模糊年龄的称法,明显有着新社会、新市民的做派。
  在幼儿园则无论保育员年龄大小,统称“阿姨”,孩子父母也“王阿姨”“李阿姨”地称呼,“阿姨”可算作当时社会对幼儿园保育员的专称。
  过去济南人日常口语中不用“屁股”,那太文雅,一个字“腚”,两个字“腚瓜”,三个字“腚瓜子”,又干脆又响亮。北方方言中的“摔了个屁股墩(或写作蹲)”,济南话叫“摔了个腚瓜子”。
  这个童谣前后两截风格迥异。用现在的词儿叫“混搭”。前面还好好说话,一说到幼儿园,就来气儿了,立马拿阿姨开涮,还爆粗口。不知现在的孩子有没有这种念头和胆量。
  那时的孩子的“语言美”比现在差远了。男孩子没有不用脏字骂人的,频次多少而已。女孩子骂脏字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孩子被大人和同龄人称作“小野孩”“野孩子”。你想,那时一家多是三五个孩子,即使家中有不上班的大人老人,也管束不过来,房屋都住得拥挤,又没有电视、电脑之类,当然街上也没有拐卖人口的,汽车也极少,孩子能不整天在户外“野”吗?
  像我,七八岁时曾带着还未到学龄的妹妹,穿过经十路南的大片麦子地,到四里山(今称英雄山)下去捉蚂蚱。
  带野性的孩子进了幼儿园,能老实得了吗?我的同班三个小朋友就不睡午觉,偷偷跑出去玩,看见阿姨到处找,竟藏进垃圾箱里。这首童谣大概就是幼儿园里“野孩子”“调皮鬼”“捣蛋包”“惹祸精”们的创作。你看到这首“粗野风”不要吃惊,后面还有更扎耳朵的呢!

  3、疤瘌眼子青,疤瘌眼子红,疤瘌眼子晚上摸臭虫。
  臭虫放了个屁,疤瘌眼子不愿意,疤瘌眼子去看戏。
  看戏没有钱,疤瘌眼子去划船。
  划船沉了底儿,疤瘌眼子会凫水儿。
  凫水凫得棒,疤瘌眼子晚上回家尿了炕。

  旧时卫生意识和医疗条件都不行,害眼病的多,还容易感染化脓,留下疤痕,被人称作“疤瘌眼儿”。疤瘌眼儿不鲜见,臭虫更不鲜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机关人员家中的家具,除了箱子都是租用公家的,但也就是床和桌椅板凳,连个橱子都没有。新租来的家具往往藏有臭虫,要搬到院子里用开水烫。公共场所像火车的座椅都有臭虫,很容易带到家里。
  凫水就是游泳,再早济南人的口语不讲游泳。细辨两者还是有小小的差别,游泳一词在一般语境里含有主动而为的意思,凫水则不一定,掉到水里淹不着,能扒拉上岸也算。
  “尿了炕”则有乡村色彩。城市里哪有炕,但我小时候亦跟着从农村进城的大人把“尿床”叫“尿炕”。
  至于“划船”,应是济南泉河湖多船多的反映。
  它通篇使用童谣中常见的顶真格,流转自如,因与大人无涉,更显无师自通的童趣。

  4、汽车来了我不怕,我给汽车打电话。
  汽车一拐弯儿,碰了我的鼻子尖儿。
  汽车一拉笛儿,碰了我的小腚垂儿。
 
  那时街上汽车少,走得也慢,男孩子天生有冒险精神,调皮且缺乏交通规则的教育,见汽车来了,常常跑到路中间,作“大”字形拦车状,待汽车快到跟前,再跑开。这首童谣大概就是在这种心态和游戏中产生的。
  “笛”读如“鼻”。“腚垂”也写作“腚锤”,与“腚瓜”同义,常特指屁股凸起部的顶端。
  这首童谣所描述的场景,不禁令人想起《庄子》中“运斤成风”的故事。汽车司机就像那“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的工匠,孩子则如“立不失容”的郢人,两者的合作演出严丝合缝,惊险刺激。孩子的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不输于春秋圣贤啊!

  5、下雨了,下雪了,吓得王八钻窝了。
 
  小孩子天天一起在户外玩儿,碰到突然下雨,有的孩子赶忙回家,或不情愿地被家长喊回家,这时还在玩耍的孩子就高声大唱,嘲笑怕雨淋的小伙伴。
  如今的孩子不会这么唱,唱也会被家长制止,“你怎么能骂人王八呢?”孩子离开幼儿园或学校,极少三五成群在一块儿无拘无束地玩儿,孩子被全方位、全天候地监管,头上有形无形的紧箍咒极多,言行规规矩矩甚至成人化,像被过度修理整形过的花木。
  20世纪前期,周作人、赵景深等文化先驱在介绍丹麦安徒生童话,开展童话研究时就指出:人的成长,从儿童到少年到壮年,恰相等于人类的进化,从原始到半开化到文明;儿童实在与原始人差不多,野蛮性遗留于儿童最深。所以他们把儿童称作“小野蛮”。再加上,大概是风云动荡和血火纷争年代刚刚结束的缘故,那时的孩子无论出身,或多或少都有些不为外物束缚的草莽气。
  我常常想,大人是不是应该对孩子的野性和草莽气有所包容,让孩子拥有一个“小野蛮”的自在快乐的童年。君不见,古今中外成大事者多是个性显扬、特立独行的勇士。

  6、蜻蜓蜻蜓高,老鹰叼;
  蜻蜓蜻蜓矮,没人逮。
 
  蜻蜓,小孩儿唱作“蜓蜓”,顺嘴儿。那时济南城里城外湿地池塘很多,到了夏天,泉城无处不蜻蜓,现在回想起来犹如童话境界。我家所在的宿舍位于经九路,有当时济南最大的楼群,共15座楼,即使在这相对远离水域的楼群之间,也飞着一群群蜻蜓,一群少说也得二三十只。蜻蜓群并不作过路式飞行,而是在庭院上空盘桓。
  小孩子举着打扫院子用的竹枝扎的大扫帚,捕捉蜻蜓。一挥动扫帚,蜻蜓就飞高了。小孩子在祈盼等待蜻蜓再一次低飞时,仰着头对着蜻蜓反复唱着这首童谣。蜻蜓似嫌高飞累得慌,不多时便又回到离地两米上下。就这样,小孩子一会儿捕,一会儿唱,乐此不疲。
  成群飞的是一种约两寸长的黄蜻蜓,最常见,孩子们叫它“黄姑娘子”。“黄姑”作一个音节,“娘子”作一个音节,“娘”字读音高挑,“子”字读得很重。
  另有一种蜻蜓个头同“黄姑娘子”一样,黄色稍深,但尾部有一抹红颜色,孩子叫它“红辣椒”。再有一种比“黄姑娘子”长半寸许,黑色,尾部略间以青白色,叫“老黑”。还有一种更粗大的,约三寸多长,墨绿色,形状如直升机,前身几成长方体,胸部平坦,不知为什么叫“大耳”。“老黑”与“大耳”独来独往,尤其是“大耳”并不常见。
  今天看来,捕蜻蜓是不文明的行为,可是,看不到蜻蜓难道不是由更不文明的行为所造成的吗?即使在农村,也罕有蜻蜓群舞的景象了,过去常在云端盘旋的老鹰就更难得一见了。
  会唱“蜓蜓”的孩子都老了,再过多少年,还有谁的梦境里会呈现天穹的老鹰、半空的蜻蜓、地上的孩童,还有蓝天、白云、绿树、红楼、歌声、欢笑,这样一幅丰子恺般的彩墨画呢?

  7、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咱有大头。

  旧时因食物短缺,很少有胖孩子。我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加起来上百人,没有一个腰圆腿粗、称得上肥胖的,顶多微胖而已。小孩子瘦,头就显得大,如果再大得稍显出众,就被称作“大头”了。
  我小学四年级上学期,有篇课文题目叫《手拍胸膛想一想》,是首叙事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记忆犹新,其中有句云:“你爹你娘来逃荒,一条扁担两只筐。那时你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食物短缺时代,孩子们虽不至于都饿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但不属肥胖症而属“瘦猴”的“大头”比比皆是,所以这首童谣才会一直传唱。
  如今的孩子营养过剩,往往头肥脸胖腰腿更粗,原来意义的“大头娃娃”已不多见,再唱这首童谣,还真难找寻戏谑的对象。

  8、胖子胖,打麻将,该人家钱,不还账,气得胖子尿了炕。

  那时胖子少,就特别惹人注意。在强调阶级对立的年代,胖更是与“朱门酒肉臭”的富人相对应的,在周立波1948年完成的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斗地主就叫“斗争大肚子”。所以那时胖可不是什么好形象,几等同于“脑肥肠满”“大腹便便”“肥吃海喝”“好吃懒做”之类,常常成为调侃甚至嘲笑的对象。
  这首童谣从逻辑上看似有问题,是胖子欠人家钱,又不是人家欠胖子钱,胖子生哪门子气呢?我小时候即有这个疑问,可改成“人家该钱”又不顺口了。尽管疑问始终盘绕,却仍然唱此不疲,因为它调侃胖子的作用和乐趣无可替代。现在看来,对童谣的语法和逻辑不必太较真,能传唱开来就是硬道理,就有其道理。这首童谣的不合逻辑却能流传的“道理”不必细论了,你把“该人家钱”当“人家该钱”理解就行了。
  我小时候是最讲“破旧立新”的时代,极少见打麻将的,在电影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那是老爷少奶奶有闲阶级整天干的事儿,玩钱更是一律等同赌博,为“封资修”的东西,而绝无生存余地。因此可知这首童谣至晚产生于民国年间。虽然新时代打麻将的几近绝迹,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巨变中有不变,由此社会风尚依然拿胖子不敬。

  9、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面,专吃你这个王八蛋。

  这首童谣的前两句,可以说是跨地域长时间通行的,后面的句子则变化多端。我小时候在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民间歌谣集上看到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当时自己猜想“杜鲁门”应该还是个人,只不过是个被诅咒的大坏蛋。后来才知道他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美国总统。我记事时美国总统早已是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所以这个版本属于抗美援朝作品,后面两句带有政治宣传意味,明显出自成年人的创作。杜鲁门于1953年朝鲜战争还没签停战协议即任满还乡,后来的小孩子谁会知道他?时过境迁,谁还有兴致去骂不知何方魔怪的人呢?
  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延长这种版本的流传时间,那就是由小孩子根据自己的趣味来改造,把美国总统杜鲁门改变成他们似乎可见可闻可及的笑骂对象,并使用粗野的语言以追求口舌的痛快。于是在北京地区就有了这样的续句:“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床上吃床上拉。”据说,1970年代还有传唱。
  我前几年还见过一个版本,“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这也似有成人改编的痕迹。与骂杜鲁门同理,小孩子也不会去诅咒一个虚无缥缈的、毫无指向性的“大坏蛋”,他希望“老虎”吃的应是一个让他厌烦的具体的人物形象。再者,老虎怎么会“不吃饭”呢?吃人也是吃饭啊。说“老虎不吃饭”,不合乎儿童的逻辑。
  我记忆中的济南版本,是小伙伴之间的嬉闹之语,“王八蛋”即指身边惹了自己的小伙伴。其中的“面”,作“面粉”而不作“面条”理解。原因有二,一是小孩子认为面条或许老虎还能吃,干面粉怎么吃,无从下嘴,还不被呛死噎死?二是济南人口语中不把“吃面条”叫作“吃面”,“吃面”一般是用白面做饭的意思。

  10、滴滴金儿,冒火星儿,一百块钱买一根儿。

  昔日过年时,卖一种儿童玩物,叫“滴滴金”,制作材料、工艺类同爆仗的芯子,约四寸长,比大爆仗芯子粗,能保持直条状,点燃后比爆仗芯子燃速慢得多,伴着细微的劈啪声,有火星不断地迸出,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滴滴金很便宜,十根十根地卖,印象里两三分钱。小孩子拿着点燃的滴滴金,一边玩一边唱,也用它点爆仗。最近有人的文章里写到这首童谣,最后一句是“一分钱买两根”。这里有一个问题:诗歌包括童谣,都要夸张地说,太写实或基本写实就缺少趣味和劲力了。
  为了合辙押韵,这首童谣唱时大大地加重了儿化,“金儿”读如“鸡儿”,“星儿”读如“西儿”。
  秦若轼先生在2003年出版的《济南传统儿童游戏》一书中回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济南市区的人家,大年初一早上,打开院门,在门口放爆仗。然后关上院门,孩子们随老人在院子里面朝南站定,每人手里举着一根点燃的滴滴金,向天空画圆圈,并由老人领着唱:“滴滴金,滴滴银,先照日月后照人。”秦先生说:举行这种仪式的意义是“让孩子如火一样的光明磊落做人。”
  在我小时候真不知道滴滴金还曾有如此重要的教化功用,和还曾有这样一首并非儿戏的主题歌谣。

  11、鞋带子开了,帽子歪了,眼镜子摔了。
 
  这是小孩子嘲笑某人形象狼狈时所唱。像不太有胖子一样,那时中小学生也鲜见戴近视眼镜的,若戴,被叫作“四眼儿”则是逃不掉的。大人也很少有戴近视眼镜的,为啥?读书少呗,打枪、放羊、砍柴、赶车、护坡,看远处,不费眼还练眼。因此,戴眼镜是读书人的象征。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要塑造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迂腐、落后或反动的知识分子,往他鼻子上架一副眼镜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京剧里丑角的鼻部定有一块白粉。
  “眼镜子摔了”则是读书人仓皇狼狈、斯文扫地的典型状态。中国历代不乏嘲笑读书人的熟语、故事之类,至泥腿子、枪杆子坐殿升堂的时代,读书人即使卑躬屈膝,也保不住不被揍得灵魂出窍,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嘛。这首童谣传承了刘邦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因子,不多,但有。

  12、索索米发索,雀子炒辣椒。
  你爸爸爱吃,你妈不给炒。
  你爸爸一瞪眼,你妈一拤腰腰,
  两口子打起来,真呀么真热闹。
 
  这首童谣借歌曲《鄂伦春小调》(又被称作《鄂伦春小唱》《高高的兴安岭》)的曲调,而重新填词。《鄂伦春小调》则是著名戏剧家王肯1952年用器乐曲《鄂伦春舞曲》填词创作的。在1950年代,集体舞因合乎集体主义,所以特别时兴。《鄂伦春舞曲》堪称是最火最普及的集体舞曲之一,从幼儿园到学校、机关、工厂、部队,处处听闻。我小时候并没有学过《鄂伦春小调》的歌词儿,但曲儿听得滚瓜烂熟,这辈子是甭想忘了。
  雀子,就是鸟,但不是天上飞的,而是《水浒传》里好汉们爆粗口常提及的那玩意儿。雀子,最有济南特色的词汇之一,普通话流行后已经没人用了,然而我有时会以怀旧的心情想起它,不用它就消灭脏字脏词脏话了吗?哪能啊,它只不过是被更通行的更时髦的顶替掉罢了。从世上多有儿童秽语综合征这种疾病,而不会有儿童善语综合征便可得知,骂人这一现象关乎人类的天性和本能,会伴随人类始终,只是要用理性控制它在小小的范围内而已。
  贫困时代,人们居室狭小,又对窗挨门,几无隐私可言,文化程度低,礼貌程度也不高,两口子吵架甚至动手的闹剧常常上演。小孩子司空见惯,“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这首童谣从用词到情节到情绪,够火爆够彪悍吧?现在的小孩子太像小绵羊了,还是圈养的,只会咩咩咩。满山跑的小老虎、小豹子无从寻觅,已听不到这般充满野性的嗷嗷叫声了。

  13、对不起,起不对,脚拇丫子开大会。

  当小孩甲对小孩乙做了小小的不当的事,乙要求甲说对不起,甲不情愿又不得不说,就会唱这首童谣。你说他没说吧,前三个字就是;你说他说了吧,他明摆着没那意思。两人往往为此追逐打闹一番。
  至于后面一句的创作意图,虽不必也不可深究,但我还是想说,它有对现实生活的折射。开会,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生活的典型图景,既然“脚趾头掰不开”,就在一起天天开会呗。

  14、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讲的什么故事?
  讲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这是一个最长的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讲不完的故事。小时候,总惊叹它的回环往复,绵延不绝,从中感受到时间的无尽,还有语言的魅力。这真是生命的启蒙,文学的启蒙。
  最近微信流传这样一个版本:“从前有个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个山,山上有个庙……”这个版本拖沓啰嗦,节奏感太弱。“小和尚”的出现实无必要,反而压缩了想象的空间。“有个山”“有个庙”不如“有座山”“有座庙”富于画面感。“山上”也不如“山里”,“山里”与“庙里”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段,强化由远而近的镜头效果。

  15、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小孩甲给了小孩乙一件东西,乙不放心,就要求甲发誓,甲表示不反悔,于是两人伸出小手指相互钩住,来回扯动,唱此。
  有人把后面一句写作“一百年不变”。这样就不合辙押韵了,也不十分贴合上面所说的情景。再者,“不许要”比起“不变”,更符合小孩子说话直截了当的特质。“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那是大人们的政治,

  16、跳跳长长,你不长我长。
 
  小孩子都盼望自己长高,如果高过同龄小伙伴就得意,如果矮就心有不甘。两人比个头,矮的偷着跷脚,高的跟着跷,矮的跳起来,高的跟着跳,于是这首童谣就在两人比着跳的好胜争强中诞生了,传开了。

  17、半夜三更,黑咕隆咚。
  我上茅房,掉进茅坑。
  扑通一声,壮烈牺牲。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那时,称厕所为“茅房”,即便有抽水马桶,也叫“茅房”。幼儿园、小学的厕所全是蹲坑,下面通着很深的大池子,小孩子都害怕掉下去,特别是天黑时。
  从1950年代至今,小学都学《刘胡兰》一文,甚至放在二年级的课本里。因此“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语,国人皆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台海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为什么还要向七八岁的幼小的花朵灌输这恩仇恶斗的历史血腥呢?我们的教育还是要培养具有“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气概,信奉“血债要用血来偿”哲学,胸怀“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小孩子已经从良善的天性出发,用略无禁忌的童言,对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进行解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18、×××的头,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
 
  这是摸弄小伙伴的头时唱的歌谣。

  19、剃头打三呱,不长秃疮不长疤。
 
  过去用刀子去头发叫“剃头”,至1960年代初,虽然都改用推剪了,剃头挑子也渐为理发店替代,但口语中还是鲜用“理发”。这首童谣流传甚广甚久,有的版本写作“打三巴”,以“巴”作巴掌的省称,似不准确。这里的“呱”,与方言中拍呱(鼓掌)的“呱”意思相近,即用巴掌拍打出响亮的声音。
  小孩子调皮捣蛋去打了人家刚剃的头,还振振有词地说是为了人家好。一出小小的恶作剧。

  20、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妈妈儿上茅房,
  拉了一摊高级屎,让高级老头儿来尝尝。
 
  考虑了半天,这首或许令您“恶心”的童谣还是收录吧。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也再一次告诉我们,“小野蛮”自传自唱的歌谣就是这么由着性子来,不布“道德”,不求“审美”,唱着痛快就行!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中国广泛搜集童谣,他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的男孩和女孩》一书中就写道:好些格调低下的童谣并非从成年人那里采集到的,“相反却是孩子们自己唱出来的”。
  我前面讲,那时小孩子的“语言美”似不如现在,但论及成年人则不敢妄下断言。如今连大姑娘小媳妇跟男人们讲话,都常常“牛逼”“傻逼”的,这往往还不够,再加上新词“屌丝”“逼格”,甚至更无底线的“装逼”“撕逼”之类,好像不说脏话不用脏字就太老气太老派了。大姑娘小媳妇,我觉得起码在公众场合,稍微装装“淑女”范儿,远学李清照,近学林徽因,比较好。小孩子若聚在一起,在可控的范围内则应容许他们“撒撒野”,尽享童真的欢乐。
  这首童谣的关键词是“高级”。当时“高级”一词使用范围极广,使用频率极高。那个时代的社会差别、生活差别等种种差别,不一定比现在大,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经济落后的原因、社会封闭的原因,更被人们看重和强调。比如过去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叫高级干部,简称“高干”。现在“高干”一词很少用了,啥级别就说啥级别,都是人民公仆,什么高级低级的?那时先进的、珍稀的、贵重的、进口的物品、建筑、设备甚至技艺,都可以冠以“高级”,或用“高级”来赞美,比如说这个体操动作“太高级了”,这个半导体收音机“真高级”。
  这首童谣有嘲讽“高级”泛滥的意味,大人可不要小瞧儿童对社会现象的敏锐反映。
  现在不把“高级”挂在嘴边了,似乎证明人们见多识广了,社会进步了,可是细想想,又觉得“高级”只不过极尽变化,以“豪华”“至尊”“皇家”“高档”“顶级”“极品”“特供”等等现身于世。这些词还真不如“高级”纯朴实在,里面藏着数不清的忽悠、猫腻、陷阱。

  21、呜哩哇,呜哩哇,娶个媳妇没头发。
 
  “呜哩哇”是早年间结婚迎娶仪式上唢呐的声音。我从小并没有见过吹吹打打的婚仪,见过的两次婚礼,都是星期六晚饭之后在省委机关会议室举行的。新郎是机关工作人员,我父亲的年轻同事,但我却不是专门随父亲去参加婚礼。那时省委机关的院子里每周六晚放映电影,小孩子在宿舍传达室五分钱买张票,搬着小板凳进去看。在电影放映前,我跑到了楼里的婚礼上抓糖吃,顺便看到新娘子羞答答地站在众人面前,涨红了脸。
  这首有类似唢呐吹奏的简单曲调的童谣,是男孩子们做“抬轿”游戏时唱的。两个人对面站定,都用右手握住左手腕,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腕,形成双连环,另一个人两腿插在双环里,坐在握定的四只手上,扶住那两人的肩膀,被抬起。中间被抬的是“新娘”,两边抬人的就是“轿夫”了,“轿夫”一边走一边唱。被抬的人虽说挺舒坦,但成了“假女真男”的新媳妇,总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很快就坐不住,跳下来。“轿夫”呢,抬累了抬烦了,倒觉得被抬挺享受。于是两人互换角色,开始新一轮游戏。

  22、大孩儿小孩儿都出来玩儿,就是不带小月孩儿。
 
  小孩子到了院里街上,唱此召唤小伙伴从家里出来一块玩儿。“小月孩”也叫“月娃娃”,未满月的婴孩。“带”是济南方言里很有代表性的词儿,这里的意思是主要是“包括”。
  再比如小孩子一起做游戏,一人不遵循规则,其他人会说“这不带来的”,女孩子还会说“不带这样的”,这里的“带”则是“准许”的意思。

  23、又哭又笑,骑马坐轿。
  给你个馍馍你不要,给你个驴粪蛋子你哈哈笑。
 
  小孩子被惹哭了,紧接着又被哄笑了,小事不大。旁边的兄弟姐妹或者小伙伴,就唱这首童谣笑话他的哭和笑太戏剧性,理由又不充分,有点无厘头。过去济南口语里都叫“馍馍”,1960年代后期渐渐改称“馒头”了,这是普通话和书面语的力量使然。我一直挺怀念“馍馍”的,觉得这个重叠词更有亲切感、韵律感。

  24、馍馍,吃不了给你婆婆。
  婆婆吃不了给你公公,公公吃不了打澎澎。

  小孩甲跟小孩乙说话,同样的话甚至说了两三遍,乙心不在焉,没听清,问道:“什么?”甲接着乙还没有落下的话音,便说:“馍馍,吃不了给你婆婆……”这种言说方式叫作“接话把儿”,平常来讲是不礼貌的,甲故意用之表达内心的不高兴,回击乙对自己的怠慢。
  “打澎澎”,指人在水里像自由泳两腿交替拍打水面的样子,这里则是形容把馍馍噗通噗通扔进水里。

  25、都来看,都来看,来得晚了看不见。
  都来瞧,都来瞧,来得晚了瞧不着。

  小孩子出丑了,比如裤子破了露腚了,小伙伴就趁机起哄,大唱特唱。

  26、×××的腚,梆梆硬,机关枪打不动,高射炮一打一蛄蛹。
 
  “蛄蛹”,济南方言,蠕动、微动的意思,这里指稍见动了动,即刻又恢复原样。小孩子推小伙伴动一动,小伙伴照旧站着坐着不挪地方,小孩子就唱这首童谣。
  那时是“全民皆兵”的年代,军事、战争、兵器、部队之类都是热词,是男孩子的最爱。现实生活中,不要说各种枪了,高射炮也不鲜见。1960年代初,四里山西北侧、经十路以南还驻有高射炮部队。远远望去,绿色的高射炮耸立在金色的麦田里,炮口直指蓝天白云,那画面与这童谣一起,令人没齿难忘。

  27、走过南,闯过北,大明湖里尿过尿(sui)。
  走过北,闯过南,大明湖里划过船。

  这首童谣是我记忆中最晚的一首,也是唯一有鲜明的济南标志的一首,大约是1968年在中学时听到的。我中学同学大多住在西青龙街、永长街、南新街一带,属于济南老户。这首童谣几岁的小孩子大概不会唱,不适合那个年龄,它的歌者应是对“走南闯北”有几分理解和向往的少年。就归入童谣吧,也没有少年歌谣的说法,现在45岁都还算青年作家呢。
  这首童谣骨子里是夸济南是个大地方。如果小地方的人,能来到大明湖尿尿(大明湖用墙围起来,应在1960年代吧)、划船,那算是见过世面的。当然,也可以用于济南本乡人的自嘲,只在家门口的大明湖边转悠过,算不上见过世面的。
  著名学者徐北文教授原籍泰安,他在世时曾闲谈到,早年间泰安人说济南是“山不高,水不深,男诈女淫。”意思是济南的山不如泰山高,水不如黄渤海深,没啥了不起;人呢,更不咋样,男的狡诈,女的风骚。徐先生又讲,狡诈是因商业发达,风骚源自观念开放,这反倒证明济南早年间还真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呢!
 

  烟台师范学院教授、民俗学家山曼先生,于1989年选编了《山东民间童谣》一书,1990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书中共收录了各种类型的童谣299首,其中标注“流行于济南市”的仅一首,尤显珍贵,特抄录于下:“你拿钱,我拿钱,玩耍去上趵突泉。趵突泉,真热闹,时常有个穷老道。穷老道,我害怕,人说他是个大迷花。”
  在1956年趵突泉公园建立之前。趵突泉位于香火鼎盛、道士众多的吕祖庙内,吕祖庙里里外外全是货摊、店铺。看趵突泉不要门票,“拿钱”是为了买吃的玩的。
  “迷花”,山曼先生书中有注:“方言,指拐骗小孩的人。”我对这方言词毫无印象,钱曾怡教授编纂的《济南方言词典》亦未收录。请教于济南方言研究专家张继平先生,他也未曾听闻,他认为似应是“迷惑”,为了押韵而读如“迷花”。我想,“大迷惑”在这里是指特别能说会道,用花言巧语忽悠蒙骗别人(包括大人小孩)的人,并不特指诱拐小孩的。
  “时常”一词不口语化,小孩子更是喜用叠字,如“常常”,前面提到的“蜓蜓”即是例证。《山东民间童谣》不全是山曼先生亲自采录的,这首童谣的原始出处无从得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趵突泉周遭建成公园的那一刻起,这首童谣就失去了生命场。
  山曼先生在《山东民间童谣》的前言里写道:“今天,从整体上说,古老童谣的传播者也只剩下了最后一代,再过二十年,我们将很难找到仍然怀着朴实感情吟唱‘成套’童谣的民间歌手了。”
  屈指算来,这段话说出至今已经过去27年了,山曼先生辞世也10个年头了。我不是也无法是一个“古老童谣的传播者”,虽然我还记得许多,可已经找不到愿意倾听、传唱的孩子,正如山曼先生所说,“这情形,不免可惜,但不可避免”。眼下早已进入声光电、计算机、二次元、互联网的时代了。
  我又想,先秦典籍、历代史书中不是也记录了许多当时的童谣吗?因此,我愿意试做一个“怀着朴实感情”的“民间歌手”,用笔而不是用口,把我记忆中的济南童谣吟唱出来。
  从那时儿童的心声里,您听到了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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