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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乡师与中共济南市委的重建
邱存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1929年1月至1933年11月,山东省委先后遭受11次大破坏,济南市的基层党、团组织几乎全部被摧毁。济南乡师共产党员在省、市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上级失掉联系的严酷形势下,不惧艰险,独立坚持斗争。1934年5月初,济南乡师支部成员与新城兵工厂支部负责人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长廊,再次走近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受济南乡师共产党人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信仰与追求,感受他们在腥风血雨中创造的辉煌与奇迹。

  一、白色恐怖下,济南乡师支部的诞生与艰难斗争

  朝阳起,春风煦,白鹤庄子西。
  习教学,练技艺,好到乡村去。
  劳劳劳,作作作,劳作我所喜。
  萎弱的民族,凋敝的农村,端赖我们振起。

  这是一首《济南乡师校歌》。济南乡师创办于1929年8月,校址设于济南北园白鹤庄。这是山东第一所为培养农村小学教师而开设的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兴办乡村师范学校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教育举措,由于乡村合格小学教师缺乏,全国范围兴起乡村师范教育运动。1929年7月11日,中央大学区乡师联合会议,请教育部批准单独设立乡村师范。8月,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即领风气之先而建成,10月正式开学,1934年1月改称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6年6月又改称山东省立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人们习惯地称为济南乡师。1937年秋,日军进逼山东,学校南迁途中停办。在学校存在的8年时间里,学生总数仅约700人,却从这里走出了110多名共产党员(这110多人不包括离校后加入党组织的)。中共七大代表中,毕业于济南乡师的党员有4名。新中国成立后,从乡师走出的党员有90多人担任厅、局、地、师级以上职务,其中,有30多人担任省、军级职务。济南乡师就像是白区里的一座“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是绝无仅有的。
  济南乡师创办不久,早在1928年在潍县经于清书(于画舫)介绍入党的于一川考入乡师。开学不久,已调到山东省委工作的于清书即派人与刚刚入校的于一川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建立党的组织。1929年11月,由于一川和学生党员杜继善、姜效骞组建了济南乡师首届党支部,于一川任书记,由临时省委直接领导。1930年7月,改由中共济南特支和市委领导。
  济南乡师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生活比较贫困,易于接受革命思想。济南乡师第一任校长是山东久负盛名的教育家鞠思敏先生,被后人誉为“山东的蔡元培”。他思想开明,治学民主,倡导爱国、团结、进步校风。他不畏艰难险阻,多方聘请德才兼备的人来乡师任教。他请来山东著名教育家范明枢与他一起办学,聘请共产党员李竹如等进步青年来学校任教。这批进步教师对于乡师学生进步思想的萌发和党组织地下斗争,都给予了一定支持与帮助。在鞠思敏任校长期间,学校不仅学习空气非常浓厚,也逐渐形成了进步、民主、自由、爱国、团结的良好校风。这为济南乡师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济南乡师党支部诞生于山东党组织处于危难之际。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的势力控制了山东,在加强建立蒋系基础力量的同时,加强特务组织,大肆破坏共产党的机关,搜捕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
  1930年2月初,中共山东临时省委又遭破坏,与济南乡师党支部保持联系的临时省委书记卢一之(吴丽实)和秘书于清书等人被捕。济南党的基层组织与省委失掉联系,大部分党团员被迫离开济南,也有的隐藏保身,有的动摇徘徊,全市有组织的党员仅剩下乡师支部的4人。3月,重建了中共山东临时省委。5月,临时省委派巡视员马玉夫来济,与济南乡师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在这黑云压城的严峻时刻,年轻的济南乡师党支部利用学校思想活跃、治学民主的有利条件,结合社会现实,利用谈心、议论形势等方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并从中物色对象,经过多方考察,吸收为党、团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发展了王广义(王路宾)、郝相槐、于翰之、刘开濬(潘复生)、张鸿范(张闳凡)、张德芳等10余名党团员。与此同时,党支部还在进步学生及北园农村、胶济路小北门车站至黄台一带和鲁丰纱厂的工人、农民中发展了部分互济会员。
  1930年春和1931年夏,济南乡师党支部成员杜继善、姜效骞相继被捕,于一川也因身份暴露于1931年暑假前夕撤离乡师。济南乡师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刘开濬任书记。
  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使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自1931年秋,济南乡师党支部即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组织学生读书会,组织引导广大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籍,使学生逐渐由对自身命运的忧虑转向对社会、对祖国前途的关注。济南乡师的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蔚然成风,假期总有不少学生留校读书。许多同学就是通过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等形式,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济南乡师党组织这所革命的熔炉中为自己生命历程标定了航向。读书会也得到许多进步教师的帮助和支持。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先生当时在校图书馆任职,积极购置进步书刊,外地邮寄给党支部的党内刊物、秘密宣传品等大都寄到图书馆,由范明枢先生收存后转交。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读书会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逐渐变成宣传革命理论和进步思想的阵地,成为联系和团结广大学生的桥梁与纽带。读书会受到济南市党团组织的重视,并很快在省立一师、省立女中、省立女师、正谊中学等校推广开来。在团济南特别市委的领导下,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读书联合会,济南乡师学生党员潘复生等人参与了领导工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地学生的抗日热潮迅速地沸腾起来。1931年12月初,在北平学生请愿团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共济南市委、团市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迅速发动乡师等校的党团员积极参加请愿斗争,努力争取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刘开濬、张鸿范以学生自治会领导成员的身份,代表乡师学生参加了济南市请愿团的领导工作(赴京途中,刘开濬被推举为请愿团总指挥),张德芳被推举为乡师请愿学生总带队,率领全校学生投入了轰轰烈烈的请愿斗争。12月5日,山东省立高中学生率先到津浦路济南站索车,遭到铁路当局拒绝。随后,乡师等13校2000余名学生冒雨陆续集中于津浦车站,进行卧轨夺车斗争。乡师进步教师与工友在校长鞠思敏的带领下,冒着寒风细雨为请愿学生送茶送饭,激励学生的斗志。经过广大学生的不懈斗争,省政府被迫答应备车送学生进京。在南京,济南与北平、上海等地学生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全国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下,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下野。17日,南京政府制造了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珍珠桥惨案”,并发布戒严令,出动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其中济南乡师学生李鹤年等人被捕。12月18日,济南学生被武装军警强制离京。回到济南时,韩复榘早已通令各校提前放假,迫使学生立即离济回乡。乡师党支部根据市委的部署,首先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召开了学生大会,要求同学们回乡后,深入发动群众,向农民做抗日救国宣传。乡师党支部把不回家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寒假留校学生自治会”和“寒假同学读书会”,负责和回乡的同学联络,将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随时通告回乡的同学,并解答回乡学生在宣传中遇到的问题。党支部还组织留校的学生创办了刊物《前冲》,后改为《柔锋》。登载了部分党员和进步学生写的文章及剧本、小说等,总结南下请愿的经验教训,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学生“转换方向”,“到工农中去”,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济南乡师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地下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利用各种方式紧密团结、积极领导广大学生和教师,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不断提高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推动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济南乡师成为“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党校”。

  二、济南乡师共产党员的独立斗争与中共济南市委的重建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带国民党“捕共队”在全省各地疯狂搜捕共产党人。这是山东党组织在4年内遭受的第10次大破坏,也是最惨重的一次。各级党组织或被摧垮,或被打散。党在山东各地的活动沉寂下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生了分化,有的叛变了,有的消沉了,有的与组织脱离了关系。在济南,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只有济南乡师以赵健民为代表的几名青年学生党员和新城兵工厂七八名工人党员。
  宋鸣时投敌叛变以后,团省委组织部长宋天民转移到济南乡师隐蔽。关于这段历史,事隔多年,赵健民仍记得很清楚:

  (1933年)6月末,宋天民告诉我,团省委成立训练班,确定我去受训,地点在杆石桥外第一中学宿舍(就是现在的省实验中学位置)。
  按约定时间7月3日下午3时,受训的同志都到了,宋天民还没来,一直到5点。正当大家有些坐立不安时,突然,宋天民来了,他满身是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了,省委机关又遭到破坏。小刘被捕了,幸而有房东邻居告诉我,不然我也被捕了。咱们赶快转移!”宋天民随我到乡师隐蔽。
  宋天民到乡师后,晚上睡在菜地里,白天隐蔽,黄昏时去城内商埠探听消息。……

  在校外的菜地里,宋天民与赵健民促膝而坐。他们仰望星空,彻夜长谈。
  此时,敌人的便衣特务在全市疯狂地搜查,而这个时候,正逢学校放暑假,各学校也以登记暑假留校学生为名,进行盘查。宋天民无法在济南立足,决定回胶东牟平。可是,宋天民走时,连路费都没有,赵健民去当铺当了两床被子,当价5元,另加上手头的两元多钱,共为宋天民凑了7元多路费,晚上,赵健民迈着沉重的脚步送宋天民从济南黄台火车站坐车东去。
  临走时,宋天民指示赵健民:“要在济南慎重地恢复党的组织”,并把所知道的党员关系告诉了赵健民。同时,共同约定“努力寻找中央北方局的关系”。还把团省委的重要家当——一架油印机留给了赵健民。
  在宋天民离开济南去胶东后,济南乡师支部赵健民、姚仲明、王文轩等共产党员,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以乡师为阵地,独立自主地开展全市党的工作。
  他们首先整顿了乡师支部,认真总结了历届支部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状况,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共产主义的信念决不动摇。目前的任务,一方面是千方百计寻找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方面积极恢复发展组织,面对客观实际,稳扎稳打地开展独立斗争。支部研究决定,凡继续革命的团员一律转为党员,今后不再发展团员,而直接发展党员。在发展党员中,要注重党员标准,确保党员质量,每个要求入党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察、考验后才能吸收到党内来。同时,还与幸存下来的新城兵工厂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共同开展工作。新城兵工厂党支部与乡师党支部作为济南党组织恢复发展工作的稳固基点,成了在白色恐怖下独立作战的坚强战斗堡垒。
  由于市内党组织大部分被打散,乡师党支部承担起在全市恢复党组织的任务。支部发动全体党员利用节假日,通过同乡、同学、亲友等关系在全市各中等学校联络进步学生,逐步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赵健民先后发展了济南高中的徐运北和林浩(尹圭章)、惠商职业学校的孙洪(孙锡恩)、济南师范的刘清录、济南女师的董兰英等人入党,并为育英中学的李秀海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刘莱夫发展正谊中学的马全章(马子成)等入党。随后在这些学校分别恢复建立了中共支部。姚仲明在东阿县发展的共产党员王玉珍、尹延贵等,于1933年秋分别考入了济南初级中学和华北中学,并很快在两校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支部。此外,还发展了一些分散零星的党员和党的关系。至1934年春,全市已有七八十名党员、九个支部:济南乡师支部,赵健民任书记;新城兵工厂支部,石哲任书记;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支部,林浩任书记;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支部,安波任书记;山东省立济南初级中学支部,王玉珍任书记;惠商职业学校支部,孙洪任书记;育英中学支部,李秀海任书记;正谊中学支部,马全章任书记;华北中学支部,负责人尹延贵、新斧(谭秉岱)。另外,还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和济南市立中学等学校发展了部分党员和关系,为建立全市统一的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发展济南党组织的过程中,济南乡师党支部还积极主动地组织党员想方设法与外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山东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致力于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1933年暑假,姚梦龄回原籍东阿县姜楼小学任教,从学生中发展了苏广才(苏民)等十几名党员,建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1933年底,赵健民回原籍冠县,发展冯干才、钱洪勋(钱泊生)等入党,分别建立了省立寿张乡师党支部和冠县党组织。赵健民还在省立聊城师范发展了部分党员,重建了聊城师范支部,并为阳谷县党员申云浦等人恢复了组织关系。王传武等回原籍寿光,为陈少卿等恢复了组织关系,建立了寿光支部。之后,济南乡师党员孙碧泉(孙怀清)、李长续(赵墨轩)、张元修、孙志谦等分别到平原、武城、潍县、单县等地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1934年初,通过济南乡师党员刘嘉典(原籍莱芜)介绍,赵健民与莱芜县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刘盛玉)等取得联系,互相通报了两地党组织状况和对政治形势的认识,商定各自独立发展,共同寻找上级党组织。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加强统一领导,更好地领导全市党的工作,1934年5月初,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济南乡师支部书记赵健民、支部委员王文轩,新城兵工厂支部委员陈太平在济南北郊五柳闸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了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市委书记,陈太平任组织部长,王文轩任宣传部长,统一领导全市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济南市委的重建,为济南党组织乃至全省党组织的恢复、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星星之火的重大作用。
  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省大部分地区党组织被摧垮的严峻形势下,济南乡师共产党人不惧艰险,独立坚持斗争,联络失散的党员,发展组织,重建济南市委,使即将熄灭的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为恢复和发展济南及山东党组织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济南乡师在山东党的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2009年中共济南市委、济南市人民政府在小清河五柳闸景区内建立“中共济南市委重建旧址”纪念雕塑及党的历史宣传长廊,铭刻碑文,永久纪念。历史将永远铭记济南乡师共产党员的卓越贡献,历史将永远铭记济南乡师这所“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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