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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南丰祠沿革及联语考证
周长风

 
  济南大明湖北岸有座南丰祠,祀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江西南丰人曾巩,世称南丰先生。曾巩于北宋熙宁年间在济南做了两年多的齐州知州,任上清严而有治绩,还写下大量咏赞济南山水风物的诗文,因此被世代济南人所怀念所敬奉。
  至迟在明代正统年间,济南就建有祭祀曾巩的祠堂,位于城南千佛山半崖。明崇祯六年(1633)《历乘》记载:“曾巩庙,千佛山半崖。知齐州事,到处有题咏,多善政,民怀其德,故作庙。”明崇祯十三年(1640)《历城县志》记载:“曾巩祠,千佛山半崖。知齐州事,历下山水多所题咏,民怀其德,肖像祀之,有正统间碑记。”
  这处曾公祠到清代嘉庆年间已破败,屋宇存而塑像废。清代济南诗人范坰《新齐音风沦集》里有一首题咏曾公祠的诗并注:“佛山山半肖南丰,遗爱千秋香瓣通。正统残碑无处觅,游人到此拜胡公。(南丰去齐后,民怀其德,于千佛山半崖肖像祀之,有正统间碑记,见旧志。今碑不复见,而土人误指为秦琼庙。)”秦琼,济南人,隋唐时名将,死后唐太宗改封其为胡国公。
  顺便提及,许多文章将范坰称作道光诗人,由此认为其《新齐音风沦集》作于道光年间,这是不准确的。
  范坰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嘉庆、道光年间活跃于济南诗坛。嘉庆年间,由范坰发起,众诗友结鸥盟诗社于明湖之上,《新齐音风沦集》完稿示人应在这之前,因为诗人周奕黉曾给该集题诗,而结社之时他已经去世了。
  明代万历年间王象春作《齐音》,清代乾隆年间董芸作《广齐音》,于嘉庆元年由历城朱氏红蕉馆刻印,而《新齐音风沦集》则有续补王氏、董氏之功,于是人们想当然地由嘉庆后推一个朝代至道光,作为范氏之作的创作时代。
  清代康熙年间至乾隆初年大明湖畔有明代残碑,上刻曾巩《齐州北水门记》,一个叫杨带存的好古多情之人,见其久陷淤泥之中,就动员旁边居民移立于壁间。在这之后,湖畔又建起一座曾公祠,主事者重刻《齐州北水门记》碑,立于祠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冬,时任山东学政的著名学者翁方纲作《谒曾公祠憩湖亭》诗二首,其一有句云:“石泐水门记,云深北极台”。惜乎两碑今人已不得见矣。
  一般来说,不可能同时同城一主二祠,想来或许是济南人见千佛山曾公祠物是人非,易祀秦琼,而于湖畔另建,所以千佛山的曾公祠极有可能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屋是人非”了。
  道光六年(1826),亦是江西南丰人的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汤世培来济南任历城知县。他见湖畔曾公祠倾废已久,慨然捐金集资,于湖北岸会波楼前、紧邻明代所筑晏公台之东侧,重建祠宇三楹,并勘查庙基,造册存档。据清代有关碑记文意,重建前的湖畔曾公祠应不在此处,确切位置无从详考。
  始撰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付印于民国十五年(1926)的《续修历城县志》,依据参修者、邑人胡际元的采访,说曾公祠是汤世培于道光六年重建,后人俱照录不察,实则大可怀疑。
  汤世培乃道光六年腊月从山东滕县迁职历城,初来乍到,天寒地冻,事非急迫,何必轻举?对汤世培来说,到历城后还真赶上件大兴土木的急事难事,即增修贡院。省会贡院原有号舍7525 间,简陋破败,且人浮于号,每次应试都有士子额满见摒,怅怅然归。由时任济南知府钟祥倡议,经过一年筹划,贡院展拓旧号、增置额数之举,于道光六年九月兴工。汤世培到任后,受命悉心经理,至道光八年(1828)七月方告竣工,共得新号8099 间,其间还将前任侯燮堂所起县城隍庙之工,一并成之。曾公祠应是在贡院完工,汤知县腾出手、歇口气之后才开始重修的。
  之所以这样说,就不能不提到又一个江西南丰人刘斯嵋。刘斯嵋,嘉庆朝刑部右侍郎刘烒第三子,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五年(1825)七月任山东布政使,道光六年二月丁母忧回籍,道光九年(1829)二月再次到任山东布政使。起撰于道光十二年(1832)、刊印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济南府志》“宦迹五”云:刘斯嵋感念曾巩守齐州多惠政,“与升任历城令汤太守,共捐资建立专祠,咨部定春秋典祭。”
  道光九年汤世培即升任山东武定府知府,刘斯嵋与汤世培交会济南、共襄曾祠的时间,只能在这一年内。道光二十年刊行的《济南金石志》记有“道光九年重修曾公祠记碑,历城知县盱丰汤世培撰”,惜未收录碑文,“盱”乃指江西省第二大河盱江,流经南丰。
  曾祠竣工后,汤世培具题请求专祠致祭,刘斯嵋应请批示:除府学和县学的名宦祠内照旧致祭外,每年春秋二祭之期,委派府学教官前往曾公祠致祭;所需祭品每年动支布政司库银四两,自道光十年为始,分春秋二季给发;后有损毁,由地方官捐金修葺。刘斯嵋于道光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将此意见上报抚院,其准允后咨明礼部立案。道光十年(1830),刘斯嵋录案制碑,另敬录《宋史》曾公本传制碑,一并由大兴人沙逢源摹刻,立于祠前。因此,说曾公祠重修于道光九年,相比较是最为准确的。上述三通碑今已无存。
  道光《济南府志·祠祀》说曾公祠是道光七年重修。这比“六年”靠谱,但比“九年”还是显得依据不足。再者,此书的“曾公祠”条短短50个字,就把“正统”年号说成元代的,把“汤世培”误为“汤士培”,这难免让人怀疑该条目撰写者的可信度。
  原版《续修历城县志·建置考二》“曾公祠”条,两处俱将“刘斯嵋”错为“刘斯湄”,而据碑抄录的刘斯嵋所撰碑记中,姓名是对的。济南出版社2007 年7 月标点出版的《历城县志正续合编》中的《续修历城县志》,不察而径改,将“刘斯嵋”全错成“刘斯湄”,导致众多济南文史写家跟着错,实为憾事。另外,正续合编的《续修历城县志》,还将前面提到的、原版中收录的范坰题咏曾公祠诗中的“遗爱”误为“遗受”,同样造成以讹传讹。
  后来,清宣统年间和民国五年(1916)曾公祠又曾重修。主持1916 年重修者还是江西人,但这回不是南丰县人,而是南昌县人蔡儒楷。
  蔡儒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民国后曾任国立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1914 年5 月出任山东巡按使(省长)。来济后,见曾公祠楹毁垣圮,于是召集在山东做官的江西同乡商议,出私钱共修之,历经六个月于1916 年竣工,蔡儒楷撰书《重修南丰先生祠堂记》并立碑。这年6 月,袁世凯去世,因蔡是袁重用之人,7 月即被免职。晚年回到家乡投身实业,曾出任江西铁路有限公司总理。今天说起蔡儒楷几无人知晓,他的后人却有鼎鼎大名的,像当代文化名家英若诚、英达父子。蔡儒楷乃是英若诚的外祖父。
  由济南市园林管理局编志办公室1989 年印行的《济南市园林志资料汇编(七)》,即“大明湖公园”分册,抄录了蔡儒楷所撰的碑记全文,并记载了碑的位置和尺寸,“卧于晏公台东壁下,高0.68 米,宽1.36 米”。这块碑实际上就是卧于清代曾公祠的堂前院内。
  紧邻晏公台东侧的清代曾公祠的主体建筑,至1998 年时尚存旧貌,乃北厅三间,坐北朝南,红柱青瓦,硬山顶,院门内北厅前原来有一水池,文革前填埋。之前的20 年或者更长时间,这里一直被大明湖公园职工称作“东花房”,主要用来培育菊花。1998 年屋宇翻修,借此恢复藕神祠,循清道光年间例,将宋代济南女词人李清照尊为藕神供奉。
  济南老园林工作者孔宪雷编著、济南出版社2009 年9 月出版的《大明湖楹联碑刻》收录了蔡碑,但注说碑“已湮没”。2015 年春,我请原大明湖公园工会主席任正先生在大明湖景区内查访此碑,遍寻未果。历经文革劫火而幸存的宝贵文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丢失了?真令人扼腕叹息。此碑极有可能是在复建藕神祠时丢失的,或被偷运,或被用作石料,或被当建筑垃圾清运?只有天知道。
  曾巩于济有题咏《百花台》诗,诗云:“烟波与客同樽酒,风月全家上采舟。莫问台前花远近,试看何似武陵游。”孔平仲《曾子固令咏齐州景物作二十一诗以献》之《百花台》云:“南瞻复北顾。春水绿漫漫。此地寻花柳,全胜别处看。”可见宋时的百花台是风景绝佳之境。
  清代道光年间人多认为曾公祠所在即百花台旧址。如李沧瀛《谒曾公祠》诗:“百花台址荒苔遍,湖上新祠结构成。”马国翰《谒南丰祠》诗:“百花台址蔓荒莎,卜筑新祠感兴多。”陈永修《谒南丰祠》诗:“访古百花台,新祠小径开。”
  不过,元代于钦所著《齐乘》卷五说,百花台在大明湖以南的百花洲上,乾隆《历城县志》予以转引,似同意这一看法,并写道:“按百花台,名南丰台,本因堤而名。”曾巩所咏百花台的具体位置,因年代久远,难有定论。
  曾公祠在明清文献中,名称不一,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更庄重的“曾文定公祠”。
 
 
  1956 年,曾公祠与俱已废置的祭祀水神晏戌子的晏公庙(位于晏公台之上)、晏公台西侧祭祀清光绪年间治理黄河有功的山东巡抚张曜的张公祠,一并整修,统称并定名为南丰祠,共占地2690平方米。
  张曜官作得大,治绩和百姓口碑俱佳,张公祠的规模亦远超曾公祠,且保存完好,却落了个屋在名亡。虽然曾巩当年也是以“封建官吏”、“剥削阶级统治者”的身份驾临在济南的,但毕竟是古代著名文学家。于是按那个时期的政治标准二选一,加上晏公三选一,选中由曾巩冠名。不过也要去“曾公”而留“南丰”。
  其后至1966 年,南丰祠里所保留祭祀曾巩或新增纪念曾巩的布置与陈列,则未见记载,亦未曾听闻。倒是其主要建筑,紧邻晏公台西侧的原张公祠的三间大殿里,一直悬挂着清代绘制的张曜的官服坐像,殿内殿外还是过去的匾额、楹联。
  1966 年文革兴起,张曜画像被毁坏,匾额、楹联被废弃,大明湖公园的造反派还将市园林局走资派揪到大殿前开会批斗。不久,为了举办表现阶级斗争主题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展览,张公祠大殿及西侧建筑一并拆除,建起一溜12 间平房,张公祠的院门也由东门改为西门,西门门前开阔,便于参观团队进出。
  以后的20 多年里,该院落间或用于举办各种展览,像1980 年代的淄博陶瓷展、山东工艺美术展、秦兵马俑展、随州编钟展。因祠院内并无任何纪念曾巩的设置,所以直到1990 年代初,大明湖公园的老职工还是称其为张公祠。当年张公祠内的戏楼至今幸存,见证着历史,只不过现在悬于门楣上方的匾额,写的是“南丰戏楼”。
  1987 年10 月,孙墨佛、孙天牧父子书画馆乘虚而入,进驻南丰祠,占去12 间正房中的东边9间,主要展示其生平事迹和书画作品。
  直到1994 年夏,南丰祠才用西边3 间正房真正得以重立,作了纪念性的简单的布置陈列。据云,孙天牧生前亦曾对其父子高居曾巩之上表示不安。孙氏父子无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对济南对大明湖的意义,与曾巩均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格局理应改变,但看哪位当权者有胆有识,能“见义勇为”。
  如果将整个院落称作南丰祠,西边的3 间正房实可称曾巩纪念堂。现在的院门和堂门上方俱悬挂“南丰祠”字样的匾额,分别由当代山东籍书法家武中奇和朱学达题写。堂门匾额题写于1993年春,《大明湖楹联碑刻》一书失收。
  当年游客进南丰祠是要买票的,纪念堂建成后,南丰祠票价为1.5 元,之前是多少未见记载。纪念堂的建立我有幸参与,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借此略述如下。
  1994 年建曾巩纪念堂时,由济南雕塑家薄自洋设计曾巩立像,请南丰木雕艺术家张宜祥选材雕刻。张宜祥进入南丰的深山老林里,竟遇到了一段上千年树龄的香樟独木。这株古香樟是因修公路难以绕行,才刚刚忍痛砍伐的,砍伐前人们焚香跪拜,请求树神宽宥。张宜祥、薄自洋深感这真是曾公灵佑,天降机缘。
  雕像完成后高2.25 米、重约1 吨。按江西省林业部门关于木材运输的规定,此等古树名木的原木和制品不许出境。大明湖公园负责此事的任正到济南市委宣传部找到我,两人商议后,我当即写了一封致南丰县林业部门的公函,说明原委,请求支持,盖上宣传部的公章寄出。不久,曾巩雕像得以乘上汽车,由南丰县曾巩纪念馆馆长邱模楷护送,顺利抵济。如今有人将曾巩木像和明昌铁钟、铁铉铜像誉为“明湖三宝”。是不是“三宝”尚可斟酌,但是称其为曾巩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当属公论。
  1994 年7 月21 日,曾巩纪念堂落成,在南丰祠内四面厅(今名雨荷厅)举行开堂庆祝会。与会的有徐北文、魏启后、王仲武、朱学达、段谷风、刘如璞、于太昌、李明媚、陈梗桥(以上均为纪念堂作书画)、薄自洋,市社科院副院长荣斌,市园林局局长孙启胜,副局长于红生、王道海,大明湖公园主任郝木君,孙学朴、任正、王荣,南丰祠楹联重刻复制者李刚,等等。在祠内游览毕,部分与会者到祠外草坪合影。虽然是用傻瓜胶片机拍的,照片不甚清晰,今天看来弥足珍贵,上面提到的前七位先生(魏启后未参加合影)俱已驾鹤西去,令人不禁想到清初顾炎武在大明湖畔所赋诗句,“胜会良时不可逢”。
  1994 年7 月初,我到经四路东图书店,见有两套中华书局1984 年第1 版的《曾巩集》,便都买了下来,打算送给大明湖公园负责宣传的孙学朴一套。几天后孙学朴到我的办公室来,定要我在书的扉页写上“赠大明湖公园南丰祠”,并签名盖章。孙学朴回去后把书作为展品陈列,至今仍在纪念堂东侧展橱内。老友孙学朴中年病逝,距今已14 年。每读《曾巩集》、每入南丰祠,就会想他。
 
 
  曾巩纪念堂兴建时,任正从大明湖东岸的公园仓库中的一堆破旧木制对联、匾额里,翻找出一副白底黑字的楹联,其下端已经腐朽,但字迹尚完好。任正细读,应是南丰祠旧物,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找到李刚摹刻复制挂出,至今仍悬于堂前楹柱。其辞曰:
  北宋一灯传作者,
  南丰两字属先生。
  这是古之南丰祠得以呈现于今人目前的唯一的书法遗存,任正功莫大焉。
  这副楹联的撰者、书者、创制年月未见任何记载。现将笔者所见有关文字转述如下,从中约略可知这副楹联在20世纪的历史痕迹。
  香港随笔名家高伯雨1961 年出版《春风楼联话》一书,其中“济南风景名胜”一则,记录了他在韩复榘主政山东时,大约1935 年前后,来济南畅游所见到的楹联。里面写到:“湖之东北岸,有南丰祠,崇祀北宋的大文豪曾子固(巩),庙貌庄严,对联极多。我最喜欢的一联,忘记出诸谁人之手。联云: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二字属先生。”笔者作为对济南文史有一定了解的老济南人,细读高伯雨这则关于济南的联话,感觉其大部分内容不像是根据记忆,而像根据他人著述,甚至还有想当然所写。这里不宜详论,姑且作资料摘录,聊备一说。
  1956 年冬,上海文史馆馆员、著名书画家马公愚来济南游历,于1957 年第3 期《旅行家》杂志发表游记《济南选胜》。文中说道:“北极庙之东有南丰祠”,“这祠也是新修过的,祠前联语:‘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二字属先生’也颇切当。”
  1989 年11 月,济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刘茂林印行其辑注的《齐鲁名胜楹联(征求意见稿)》,内收“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联。1993 年7 月,刘茂林与人合著的《山东名胜楹联》,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联改为“北宋一灯传千古”。2015 年5 月30 日,笔者电话请教81 岁的刘茂林先生。他说,当时孔宪雷提供了部分楹联,此联大概是其中之一,“传千古”应是有人改动,究竟是谁已经记不得了。
  笔者推测,改动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当时此联已不见于南丰祠,没有实物可证;二是改动者认为“一灯”应指曾巩,“传作者”则难以解说。
  2015 年初,搜集研究济南文献成绩斐然的友人刘书龙觅得一册沈绍南编的石印本《榆西精舍集明湖联句》(书名签条下部破损缺字,“句”字乃据书序推测),书前有民国十二年(1923)仲秋保阳姚蓉写的序,序中云:“光绪丙午(1906 年,本文作者注),余初到济南,见湖上题咏之多不减西湖。厥后岁一来游,而旧悬佳作时有损坏。”“今岁来此,见绍南手编此册,专辑明湖联句。于现有者,则备录之;于已失者,则补存之。”书中辑录了南丰祠这幅楹联,后注“未署名”。据此可知至晚在1923年即有此联。
  这幅楹联说它是清代作品则当大致不差,很有可能制于清道光九年南丰祠重修之时,出自汤世培或刘斯嵋的手笔。任正找到的似是道光年旧物,它与前面提到的张公祠的匾额、楹联一同废弃于文革之初,当作可以再利用的木料堆放于仓库。
  如前所述,清代和民国年间南丰祠的修建与江西籍官员大有关系,至迟到民国年间,南丰祠的日常管理由位于大明湖南岸万寿宫的江西会馆派人负责。此联的作者即使不是汤、刘二位,极有可能还是江西人氏。
  清代乾隆年间江西出过一位大书法家——曹秀先。曹秀先是《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官至礼部尚书、尚书房总师傅,乾隆九年(1744)曾任山东乡试副主考官。他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与南丰祠楹联比对,甚是相似,难道是他撰写的?期待专家作笔迹鉴定。只是经过翻刻,失真不知多少。这里权作一个话题提出吧。
 
 
  南丰祠楹联究竟应如何释义,则是更重要更值得探讨的话题。自1994 年楹联重现于世后,因下联意思明了,并无歧说,而上联虽然字词普通,但对其语义作出恰切圆融、令众人信服的考证和释读,却绝非易事,有人将“作者”臆改作“千古”,即是明证。
  已见的当代解读,绝大多数认为“一灯”是指人。这似乎是受以下两例的影响: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而其中的绝大多数论者又自然认为“一灯”指曾巩,至于“作者”指谁,全句怎样通释,则有意无意地省略。个别论者说到“作者”乃指后世文人。
  也有学者独持异论,认为以曾巩在北宋文坛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还称不上“北宋一灯”,“北宋一灯”应指曾巩的老师、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唐代韩愈和南宋陆游在古代也曾分别被誉为“吏部一灯”“剑南一灯”;“作者”则不是泛指一般文人,《礼记·乐记》有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所以曾巩亦可称“圣者”;全句的大意是欧阳修的衣钵传给了曾巩。
  还有论者则受鲁迅《论睁了眼看》所说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影响,认为“灯”是指曾巩的诗文。
  上述观点都值得商榷,容一一陈述己见。楹联中的“灯”实源自佛学。佛教典籍中多有“一灯”和“传灯”之语。
  《华严经》卷七十八曰:“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其本一灯无减无尽。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是,普燃三世诸佛智灯,而其心灯无减无尽。”“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菩萨摩诃萨菩提心灯亦复如此,入于众生心室之内,百千万亿不可说劫、诸业烦恼、种种暗障,悉能除尽。”
  《维摩诘经·菩萨品第四》曰:“有法门名无尽灯,汝等当学。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
  《智度论》卷一百曰:“汝当教化弟子,弟子复教馀人。辗转相教。譬如一灯,复燃馀灯,其明转多。”
  《大般若经》卷四〇六曰:“诸佛弟子依所说法,精勤修学,证法实性,由是为他有所宣说,皆与法性能不相违。故佛所言,如灯传照。”
  从以上例证可以得知,佛教中“灯”乃用以比喻教义、智慧、觉悟、法门,“传灯”即是传法。传承法脉的仪式叫“传灯式”。系法脉、录法语的书叫《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之类。“灯”并不用来比喻人。
  “传灯”一词出现在诗中则比宋代肇始的种种“灯录”还要早得多。比如南朝梁刘孝绰《酬陆长史倕》:“谈谑有名僧,慧义似传灯。”到了唐代更是屡见不鲜,像崔颢《赠怀一上人》:“传灯遍都邑,杖锡游王公。”刘禹锡《送僧元暠东游》:“传灯已悟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李中《贻毗陵正勤禅院奉长老》:“愿作传灯者,忘言学净名。”栖白《送僧归旧山》:“传灯皆有分,化俗独无涯。”孙逖《送新罗法师还国》:“持钵何年至,传灯是日归。”
   在南丰祠楹联中,“灯”主要指的是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传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和唐代古文运动传统,可供后人学习、参照的作文的范式、法则、风格。至于曾巩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意义,严格地讲是不包括在“灯”内的。
  “灯”既然可以用来比喻曾巩的文章作法,那么当然也可以比喻其他高手的文章作法。从“一灯”的出处即可以看出,它并没有至高无上、至尊无双的意思,写在南丰祠,自然是歌颂曾巩,不会绕到欧阳修那里去。再者,若说“作者”指曾巩,下联同一位置的“先生”也指曾巩,这就成了联句作法所不容许的语意重复的疵病,叫“合掌”。“作者”根据语境唯有一种释义,即后世做文章的读书人。《礼记·乐记》“作者之为圣”的“作者”是“始作者”“创始者”的意思。
  这句的意思译成白话大致是:北宋曾巩文章的法则像一盏灯,将火种与光明传给后世尊崇它学习它的读书习文之人。
  曾巩诗歌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远不如他的文章,如果不那么较真,不强调“作文法则”,笼统宽泛地说“灯”指曾巩的文章或诗文,也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指曾巩这个人。人的技可以传,法可以传,书可以传,衣钵可以传,“人”本身怎么传呢?以灯喻人有违“传灯”词意的源流,本体和喻体亦不恰切。
  至于说韩愈和陆游曾被誉为“吏部一灯”“剑南一灯”,那应是对古诗文的误读。
  “吏部一灯”语出南宋张世南著《游宦纪闻》卷一记载的一个故事。诗人余俦去拜访曾在朝廷为官的诗坛名流韩淲,及门久等,方见韩派下人问因何而来,回话后韩仍然久久未出。余俦题两首诗于壁间,乃拂袖去。其诗二云:“名闻由昔者,礼进合欣然。古有不屑教,意令加后鞭。尚书八座贵,吏部一灯传。惊代文章伯,曾容贾浪仙。”
  这里的“吏部”乃一语双关,指韩氏先贤唐代韩愈,韩愈曾任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亦指韩淲之父,曾任南宋吏部尚书的著名诗人韩元吉。“一灯传”指韩氏的家族规训、风尚的传承。诗的最后一句说:“难道你忘了吗?被盛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巨公韩吏部,还热情接纳一介布衣贾岛呢!”
  宋代诗人曾几诗宗杜甫、黄庭坚,其《东轩小室即事》诗云:“烹茗破睡境,炷香玩诗篇。问诗谁所作,其人久沉泉。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闲无用心处,参此如参禅。”
  陆游的学诗则师从曾几,所以同为南宋人的赵仲白题曾几《茶山集》曰:“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门弟子,剑南已见一灯传。”最后一句又作“剑南已见祖灯传”。
  黄庭坚号“涪翁”。因陆游的诗集名《剑南诗稿》,故后人常以“剑南”称陆游。“一灯传”“祖灯传”均谓前后诗人之间流派、观点、技法、风格的传承。
  还可一提的是,南宋词家济南人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送曹君之庄所》,前四句为“人间岁月堂堂去,劝君快上青云路。圣处一灯传,工夫萤雪边。”“圣处”亦出自佛典,指真理、正道之所在,能生圣者,又为圣者所依,故称“圣处”。词中的“圣处”则指参加科举考试必需精研深悟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要义。
  以上所说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南丰祠楹联的语义,特别是“灯”的喻义。
  1970 年冬,南丰县莱溪公社杨梅坑大队周家堡生产队,为了取用石料扩建猪舍,挖了山半腰当地人称“丞相椁”的一座大坟,打开后找一知识青年去看里面的墓志石,才知道是曾巩墓。棺木里的铜器全部当作废金属卖给了县土产公司。唯有置于墓室石案上的一只铸铁灯盏,和一方或为曾巩生前所用的抄手歙砚,在当时当地不值一钱,而被看懂墓志大概意思的那位知青收存,后被江西省博物馆来人取走。1994 年,大明湖南丰祠曾巩纪念堂设立时,从江西复制了灯盏与砚台,陈列至今。
  我想,灯盏与砚台,不正是可以用来象征曾巩的生平、业绩和精神吗?灯盏与“一灯”,这又是种可以怎样解读的巧合呢?
  2012 年12 月,应南丰县政协主席李履才先生邀请,我与书法家孙春亭、园林专家任正访问南丰,瞻顾曾巩遗迹。回济在由南丰赴南昌的汽车上,心头涌起一副对联。下联后半句原是“后学于今仰南丰”,写作此文时,为了更贴近济南和大明湖南丰祠,特作修改如下,以为结语:
 
作齐州二堂记,涌泉自此称趵突;
列唐宋八大家,北渚于今祀南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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