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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淄川县委工作四年
 陈明达(已故)

  1947 年1 月,中共鲁中一地委派我任淄川县委书记。24 日,我到达淄川县委驻地蓼坞,见到了李开禄同志。经他介绍,我认识了县委副书记朱光旭、县大队副政委李镜远等。我们一起分析研究了淄川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以抓武装斗争为主,积极开展土改运动,恢复生产,才能打开局面。
  正当我们积极组织力量与敌人斗争的时候,莱芜战役胜利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淄川守敌仓惶撤回济南。县委随县大队一部于2 月23 日夜进入淄城展开工作。
 
土改和支前两大任务一起抓
 
  1947 年2 月24 日凌晨1 点多钟,冯平、张敬焘同志奉山东支前司令部之命前来告诉我们:华野进驻淄川一带休整。县委的任务是每天供给部队小米60 万斤,10 天后粮食运到再归还,特别是天明一早,要让部队尽快吃上第一顿饭,你们安排好马上到蒲家庄找华东局的同志联系,汇报粮食落实情况。这时,我感到压力很大,要让华野大军来到吃上第一顿饭,需要立即搞到60 万斤小米,时间紧迫,居住分散,难度很大。我们当夜召开县委会议研究了收粮、送粮的办法。接着召开区、乡干部紧急会议,我简单讲了一下华野来淄川休整的意义,着重布置了任务。部队住在哪里就在哪里征粮吃饭,并且要主动找部队联系,手续以连为单位,让连长或指导员打个条子,以后拿收据到粮站兑换现粮。
  布置好了任务,天已渐明,我和县长薛玉骑马到蒲家庄去了。在蒲家庄南头小学里,找到了华东局的党委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作了汇报。他听了很满意,并指示我们:要抓住华野在淄川休整这一时机,发动群众限期进行土地改革。他说:只有搞好土改,才能发动群众更好地支援前线。农民只要得到了土地,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土改、支前两大任务要一起抓。我们刚谈完,电话铃响了。陈毅军长在电话里问:“淄川县长、县委书记来了没有?”饶书记放下电话,对我们说:“陈毅军长要接见你们!”通讯员领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院落里,在西屋见到了陈毅军长。军长很热情,让我们坐下后,说:“我这当军长的,现在要靠你们了,军队打了胜仗,你们知道了。……我们的战士,在火线上3 天吃不上饭,照样忘我战斗,在休整时吃不上饭,他们就有意见了。在莱芜,有的战士饿得无法就用茶缸子舀老百姓的生煎饼糊子喝,来到淄川你们要保证战士吃上饭噢。”薛县长向军长汇报了粮秣安排情况后,说估计头顿饭,可能吃得晚一点。陈军长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只要能让部队吃上饭,我这个军长就好当了。”
  我们在回县委的路上,见到送粮队伍络绎不绝。有的挑,有的扛,有的抬,有的用小车推,有的把单裤的两根裤脚扎住当口袋盛粮食。群众情绪高涨。我们看到这一情景非常高兴。
  回到县委后就召开会议,把土改、支前两大任务一起布置下去了。县委决定:各区要举办大型贫雇农土改训练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全面开展土改运动作好思想和组织准备。
  我们在鲁中区党委和一地委工作组帮助下,首先在三区(即龙泉区)举办贫雇农土改训练班试点。这个区有50 多个村,每村参加三四十人,约计2000 多人。从3 月16 日开始共办训练班5 天。在土改训练班上,我作了《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报告,薛县长代表政府表明了支持群众搞好土改的态度。训练班分四个阶段:首先是诉苦,激发阶级感情;其次是阶级教育,用算账对比的方法,讲明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到底谁养活了谁;第三是学习中央《五四指示》和华东局《二·二一指示》,强调按政策办事,不能以政治态度划阶级定成分,贫雇农中个别干过坏事的人,只要痛改前非,仍应团结他们;第四是研究土改的方法,成立农会,组织民兵武装,建立村政权,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村支部,树立压倒剥削阶级的优势,警惕敌人破坏,保卫胜利果实。训练班结束后,干部和积极分子情绪高涨,敲锣打鼓回村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
  随后,各区普遍举办了土改训练班。在训练班上,有的把混进来的敌人当场检举出来,逮捕起来,立即开公审大会。如萌山区土改训练班,群众不敢发言,后来有人说:“有股臭味,有死老鼠! ”经过干部研究认为,群众这话的意思是训练班里混进了坏人。我们发动群众把坏人检举出来,面对面地诉苦。经政府查实,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给群众撑了腰,打开了土改工作的局面。我们体会到:要使土改顺利开展,必须镇压恶霸地主。我们在发动土改的同时,对罪大恶极的地主,不杀不平民愤者,经批准杀了一些。龙泉有个地主分子,田来春同志对其恨之入骨,曾持刀杀他未成,引出一场祸来。后来,我们查清事实,处决了这个恶霸地主。这样,群众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展起来了。
  在开展土改的同时,农村的新生政权普遍建立起来,3000 多名翻身模范被人民选为村庄干部,民兵、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也组织起来了。
  5 月底,全县11 个区,除蓼河、冲山、昆仑3个区进度较慢外,其它各区土改大部分完成。据统计,在土改运动中训练积极分子13234 人,发展党员943 人,提拔基层干部1548 人。为保卫胜利果实,支援战争,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我县组织担架4500 副,小推车1600 辆,挑伕3000 余人,全县青壮年3.37 万人出伕支援前线。妇女和男同志一样参加了土改、支前运动。她们在家磨面、碾米、做鞋、做慰问袋,拥军优属,对支援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7 月份,淄川土改运动复查阶段进入高潮。县委进一步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计,力求土改彻底,以实现土改的基本任务——摧毁封建统治,消灭封建剥削,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但是,地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要负隅顽抗,特别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恶霸、特务,他们耍阴谋、搞破坏、顽固对抗土改运动,甚至残杀我土改干部。淄川县农救会长王家业去蓼河区开展土改运动,在洋浒崖村东与敌人遭遇,战斗中不幸牺牲。蓼河区区长胡冠英是在吴胡同牺牲的。这使贫雇农对阶级敌人在旧恨上又添了新仇。
  另一方面,在土改复查的高潮中,也发生了某些“左”的偏差。学习外地经验,实行“交权于民”,让“贫雇农坐天下”。并在洪山区组织了“过关大会”,出现了乱打、乱杀及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现象。当时,县委认为群众发动起来了,觉悟提高了,是条经验,给予了肯定,并具体总结了“八大”,即大学习、大发动、办大型训练班、涌现出了大批积极分子、进行了大斗争、大游行、大复查,还有一个“大过关”。由鲁中区党委批转了这个《淄川土改复查几个主要经验》,在鲁中区的土改运动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全面来看,淄川的土改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得到了土地,积极性提高了,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战争,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土改中的某些偏差是在对土改政策理解有误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认清了政策就纠正了。同时,在土改运动中培养、锻炼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参军、参政,支援前线、支援煤矿以及对淄川以后的工作,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转移备战,整党整风,打击敌人的进攻
 
  1947 年8 月初,我参加了泰山地委在莱芜县西峪村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历时两天。会议强调土改要注意政策,并布置了转移备战工作。由于华野部队奉命外线作战,形势起了变化,国民党又要进犯淄川。为防止敌人的报复,我们必须主动地撤出淄城,转到淄东、淄西山区,寻机打击敌人。县委提出:武装保家保田,保卫胜利果实,组织民兵联防控制农村阵地,对恶霸地主,要有专人监视,对那些罪大恶极反攻倒算的要“枪打出头鸟”。这样使干部思想坚定,斗争方针明确,不至于临敌惊慌失措、束手无策。
  于是,县委干部分工组织区、村干部转移备战。朱光旭、薛玉、晏兴堂、张子亮等同志组织淄西干部转移。由于萌山、商河两区的干部未及时转移出来,朱光旭同志立即去找这两个区的同志。他在大邢家庄附近与敌人遭遇,不幸牺牲。朱光旭同志对党忠诚负责,工作扎实,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而不顾个人安危,他的光荣牺牲使我县失去了一个优秀领导人,至今我们还十分怀念他!
  8 月18 日,当我们撤出淄城后,国民党军队又一次侵占了淄城。薛玉、晏兴堂、张子亮、刘振东带一个营,另外还有洪山矿区武工队、公安局一个连,他们掩护千余名干部、群众向淄城西的南部山区转移。我和李镜远、赵忠杰带一个营,从淄东的井筒村、蓼坞村出发,经槐峪转道村与龙泉区委书记姚光取得联系,领导淄东的工作。这时,李开禄同志带领机关干部、群众千余人,过淄河到博山县峨庄一带备战。峨庄一带人民生活相当艰苦,这千余人住在这里,给群众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为解决这些困难,县委曾派出精干的武装人员到淄川城附近,搞些吃的东西和加强联络工作。
  向淄西南部转移的同志,在禹王山一带,曾遇到国民党新五军前阻后追,鲁中军区警备七团一部,在政委张建庚率领下,与淄川地方武装部队配合作战,在禹王山一带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淄川县县长薛玉和博山县负责同志带领的2000 多名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从禹王山后夹桑、青龙湾一带安全转移。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部队在禹王山战斗中英勇杀敌,浴血奋战,警七团营长郭敬富壮烈牺牲。他为人耿直,作战勇敢,是著名的战斗英雄。
  淄东,经常受敌九十六军骚扰,人民惶惶不安。9 月我鲁中军区警备一团进驻蓼坞、井筒、佛村一带进行休整。敌人得知这一情报,立即调集了5000 余兵力对我进行包围。我方临危不惧,采取反迂回包围的战术,实行内外夹击,分割歼敌,激战一天,毙伤敌300 余人,俘敌6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取得了胜利。这一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稳定淄东局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禹王山战斗、蓼坞反击战,这两战打出了我军的军威,给广大人民撑了腰,壮了胆,震慑了淄川、博山的敌人。这时,全县广大青年农民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仅淄西的金寨区就有300 多名青年奔赴前线。淄东各区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龙泉翻身农民赵洪梓的父亲,被驻淄川的敌人捕去,赵洪梓毫不畏惧在报名参军大会上激动地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是硬骨头,决不向敌人低头,我今天报名参加主力军,决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全县一次为鲁中军区警备团补充新兵1000名。
  1947 年冬,接一地委通知,我和莱芜县王醒同志出席了华东局在五莲召开的会议,历时两个月。在会上学习了土改方针、政策,分析总结了前段土改情况,检查了对《华东局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的贯彻情况。这次会议主要是准备检查各地土改运动和部署“三查三整”工作。后来,一地委在莱芜大王庄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贯彻华东局会议精神,各县、区的干部都参加了,当时淄川县参加会议的有100 多人。其间,泰安、济南的敌人进攻大王庄,会议转移到莱芜县常庄区继续开会。
  1948 年1 月,县委根据大王庄会议精神,在博莱地区和太河、马鹿一带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通过自我检查,相互批评,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自1947 年下半年至1948 年春,国民党反动派侵占着淄川城,土匪、地主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地方干部、烈军属、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屠杀、抢掠无所不为。某村的土改积极分子,一次即被杀害6 人;龙泉区龙口村村西有个古老煤井叫响井堰,成了这伙匪徒残杀土改积极分子的刑场,几乎每晚都有无辜群众被掀到井里;蟠龙区罗村的共产党员、妇救会长刘志霞,年仅26 岁,被敌人捕去,英勇不屈壮烈牺牲;龙泉区田庄妇女会长张桂英被还乡团抓去,受尽了酷刑,被敌人往井里掀时,她高呼:“共产党万岁! ”在蒋军侵占淄城后的七个月内,“还乡团”杀害我干部群众1100 多人。淄城解放后,县长薛玉署名发出慰问信,代表全县40 万人民向死难者家属慰问,并委托各区、乡干部到户慰问,帮助解决困难。
 
解放淄城,医治战争创伤
 
  1948 年春,县委干部仍分散住在淄东、淄西山区。当时,我们接到通知,我军准备解放淄川城,县委立即开会研究作好准备工作。由李开禄同志带领机关干部先回淄川,我也相继返回,到龙口村找到了李镜远同志。这时,为扫除解放洪山、淄城的障碍,县独立营在龙口村攻打“还乡团”碉堡。由于炸药不足,碉堡坚固,多次攻打均未成功。李镜远、刘振东、张子亮研究自制“枪榴弹”,即把手榴弹盖揭去,放在枪筒里用子弹送出,轰击敌炮楼。很快攻下碉堡,敌人乖乖投了降。随后,独立营又奉命配合鲁中军区警备一团参加了洪山战斗。李镜远同志去洪山水源地观察地形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伤了腿,我派人把他送到野战医院治伤。副营长张子亮在检查手枪时走火,腿也受了伤。这样,只有营长赵忠杰和副政委刘振东带领部队配合鲁中军区警备一团执行任务,经两天两夜的战斗,收复了洪山。其中,洪山发电厂就是我县独立营打下的。
  3 月12 日,华野七纵包围了淄川,指挥所设在贾村,总指挥许世友、谭震林接见了县委派去的李开禄同志,部署了配合解放淄城的作战方案。16 日,七纵十九师控制淄城西关。敌千余人逃窜至三台山,被我军二十师歼灭。接钱钧司令员的通知,要我们马上去三台山开展工作。
  淄城是座古老的县城,城墙坚固,敌人武器装备精良,防守严密,有七道防线,即护城河、鹿砦碉堡、城墙、巷战、子母碉堡等,易守难攻。硬攻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必须智取。经研究在四周城墙分设爆破口,并选点挖坑道进行爆破。为缩短攻城时间,部队决定从城东水打磨处挖洞,一直挖到东城门下。后又改从东关住户向东城门下挖洞,近百米的地道,战士轮流作业,不足两天就挖到了预定点。19 日下午,淄城周围炮声隆隆,枪声一片,接着城东门闷沉沉的一声巨响,黑烟直冲云霄,敌人守东城门的一个连同城楼一齐飞上了天,炸开了30 多米的缺口。我军集中火力向敌群射击,接着战士们冲上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战至21 日4 时全歼守敌。这次解放淄城战斗,毙伤敌2000 多人,俘敌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此,淄川获得了最后解放。
  我和鲁中行署民政处长宋竹庭,随七纵副政委黄火星从东门入城,在东门里路南一个防空洞里写了解放淄城后的第一张安民布告,由宋竹庭拟稿。
  县委机关进城后,紧张地组织力量投入清理战场等善后工作:一、对在战斗中不幸负伤的群众,由治疗小组分头进行抢救。二、对我军牺牲的战士进行登记、整理装殓入土。三、对城区敌尸进行深埋以防瘟疫发生。四、对受伤俘虏进行包扎治疗,宣传我军优待俘虏政策。
  由于国民党的残酷统治和战争创伤,群众生活已相当困难,解放后我政府及时发放部分贷款,并拨出5 万斤粮食及部分衣服,对灾民进行了赈济。县委县府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以“以工代赈”的办法,恢复岭子煤矿生产,修复张博公路。由于部分国民党的残余不甘心灭亡,扰乱社会治安,杀害我干部、群众,抢掠人民财产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县委决定成立剿匪工作委员会,由公安局长晏兴堂指挥,县独立营和县公安局全体分组行动。当时淄川就有两股较大匪徒,淄东以杨大山为首,淄西有李志仁一伙。在剿匪过程中,李志仁被镇压,杨大山被俘获(后逃窜)。在剿匪反特斗争中,先后捕获、毙伤匪特86 名,缴获长短枪58支,机枪两挺,迫使土匪不敢公开活动。
  5 月,薛玉县长上调,晏兴堂接任淄川县长。晏县长是矿工出身,对搞煤矿工作有经验,他上任后,协助华东工矿部抓了山三、车七煤矿排水恢复生产工作,使蟠龙区、洪山、佛村一带矿工复工,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安排了不少灾民。在城里,恢复了鲁新纱厂,对淄城失业居民进行了安排。相继对一些手工业,诸如龙口的毡帽业,渭头河的窑厂,也恢复发展起来。随后,西河煤矿也恢复了生产。
  广大农村,由于进行了土改运动,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他们视土如宝,深耕细作,改进种植技术。蓼河区的农民一年种三茬,收了小麦后种上晚谷再种秋菜,使产量不断提高,生活不断改善。
 
参军支前,迎接胜利,全面恢复生产
 
  为支援济南战役,县独立营在王村一带查匪剿匪,保证交通运输安全。圆满完成任务后,县委主持召开了庆功大会。为支援淮海战役,淄川县动员了800 辆小车,每辆两个人,再加管理干部、木工、勤杂人员等共1797 人,组成支前大队。11 月30 日在淄城集中,奔赴徐州前线。车轮滚滚,行程3000 里,历时3 个月,运粮3000万斤,为保证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1949 年4 月,为了支援新解放区,县委奉命组织干部南下。在此之前,县委曾发动参政运动,动员农村干部脱产,为抽调干部做好了准备。这次,组织南下干部近百人,县委决定我和副县长陶振民带队。当时,因为新组建的华野二十二团还没有送走,前委决定把我留下了。为组建二十二团在全县发动参军参政运动,口号是“打进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带着翻身的喜悦,为保卫胜利果实,为解放全中国,全县共有2576 名青年参军,其中2200 人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二十二团,由郝昆任团长,我任政委,田玉章任副政委。二十二团由郝昆、田玉章率领南下。高克亭同志向我传达了鲁中区党委的决定,让我仍留地方工作。
  1949 年上半年,淄川县委响应党中央号召,由重点领导战争转向抓全面恢复、发展生产的工作。当时,华东局工矿部进驻淄博,重点抓工业生产。淄川县委积极协助工矿部恢复发展洪山煤矿、西河煤矿和南定轻金属的生产,抓好鲁新纱厂的生产。县委同时抓农业生产,修复查王灌区,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秋季,全县推广小麦良种“齐大195”。翌年,小麦亩增50斤左右。
  查王灌区始建于1943 年,是日本侵略军为“以战养战”而强迫群众修建的,建成后浇地1300 亩,后因无人管理,于1945 年夏天被大水冲坏报废。淄川解放后,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精神,于1949 年1 月研究决定修复查王灌区。由县长晏兴堂和县委组织部长李开禄等同志组成水利修建委员会,并责成县府建设科科长吕贵业具体抓这项工作。县府拨出24 万斤粮食“以工代赈”,土法上马,修建这项引河自流灌溉工程。历时一年多,投工6 万多个,修成中型拦河坝一座,水渠15000 多米,可灌溉面积5200 多亩。这是淄川县委、县政府在解放后最早抓的一项水利工程。灌区建成后,庄稼由两年三熟改成一年两熟,亩产由原来的150斤猛增到700斤。
  1949 年7 月底,中共淄博特委派我参加了山东分局农业工作会议,会议还没开完,特委打电话叫我回来,解决洪山煤矿发生的“车七井水淹事故”。由于战争破坏,设备陈旧,措施不力,洪山煤矿车家庄七坑于8 月1 日发生了水淹事故。事故发生后,中共淄博特委、华东局工矿部、山东矿务局、淄川县委、县政府、县独立营全力以赴抢救,遇难者242 人中,救活31 人。我们一面组织力量排水,加强保卫工作,一面调了蟠龙区区委书记汪凤堂等参加事故处理工作,对死难家属逐个进行慰问抚恤。此后,为了加强煤矿的领导,淄川县委决定输送汪凤堂、田来春和胡成业等同志到煤矿工作。
  这年,全县有中共党员1914 名,分布于县机关和11 个区(339 个村庄)及各企事业单位。141 个农村(矿区)支部和18 个机关(单位)支部。从10 月开始,通过召开党员会、上台亮相等方式使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逐步公开了。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适应由战争转向生产建设这一伟大转折,中共淄川县委于11 月26日至30 日在淄城召开首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66 人,列席代表39 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认清形势,克服困难,将工作重点由领导战争转向领导生产建设。会上,我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生产自救的“十五条决议案”。
  不久,我奉命调到淄博特委工作,仍兼淄川县委书记。县委的工作主要靠副书记李开禄同志抓,他主管党务,领导生产救灾、剿匪反特镇反和抗美援朝等项工作。1950 年10 月,赵沂川同志调任淄川县委书记,我正式离开淄川。
 
(孙发全 张希杰整理)

  【作者简介】陈明达,原名亓宗禹,1916 年农历4 月28 日生。莱芜市颜庄镇西沟村人。1938 年3 月入伍,1938 年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2 月至1950 年10 月任中共淄川县委书记。后历任淄博地委工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省委工业部副部长、省轻工业厅厅长、济南市委副书记、山东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省工会副主席、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90年4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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