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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 总67期
老济南盛唐巷和毛鸿宾故居
任宝祯

  在济南城顶街里面有一条颇负盛名的东西向小巷,人称盛唐巷。其东与剪子巷相接,其西直通城顶街。昔时盛唐巷称“神堂巷”,1928年,随着社会的进步,为破除迷信,市政当局取其谐音改称为“盛唐巷”。至于神堂巷取名“神堂”的缘由,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街巷里面过去一定有民间祭祀的神堂。但是居住在这条街上老住户们讲,一百多年来,除了街中间有座镶嵌在民居墙上,人称“小庙子”的关帝庙外,未见其他别的庙宇,所以最初街名的由来,许多年来一直是个谜。这个谜一直延续到1959年共青团路展宽东段(原估衣市街)时,才从现在济南电信大楼东头民房墙内拆除出一座高大的石碑,得到了一个“言之有据”的答案。石碑连同碑座高约4米,宽1.5米,面向正南。细读碑文,方知为清代乾隆间著名诗人田雯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三十一年(1692)间任山东巡抚的佛伦(姓舒穆禄氏,满族正白旗人)生祠撰写的碑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佛伦的族孙阿林保在任山东盐运使时,于大明湖北岸修建铁公祠的同时,修建了佛伦的祠堂,并由当时的学政、著名文学家翁方纲撰写碑文,碑文说佛伦“旧有祠在西关,由山姜(田雯的字——笔者)田公记之”,但没有指明它在西关何处。此次拆出的石碑正是翁方纲所说的田雯为佛伦祠作记的石碑。由此可以证明,被拆除的民房正是当年佛伦生祠的遗址。按照旧社会修祠立庙必须坐北朝南的传统风习,生祠的正门肯定在南面和共青团路平行的盛唐巷中间路北。盛唐巷原名“神堂”巷,极有可能就是因佛伦的生祠在巷中而得名的。
  说起神堂巷,使我忆想起年少时听老人们常常说起的清末民初,济南城内大街小巷流传着的一首民谣:“济南府里三名人,西有毛鸿宾,东有陈钦,中有陈善人。”民谣中的毛鸿宾、陈钦和陈善人均为清末民初在济南百姓中颇有名望的大人物。陈钦为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同治元年(1862)受曾国藩、李鸿章保荐,擢升为天津道、海关道。在与洋人交往谈判中不卑不亢,坚辞不让,维护了国家的尊严。陈善人即指济南老城区鞭指巷出生的晚清状元陈冕的父亲陈恩寿。而毛鸿宾就是当年的两广总督,其故居则在盛堂巷东头路北,据说当年毛鸿宾的住宅边悬挂着“太史第”的金色匾额。老济南们说,盛唐巷在济南城内所以小有名气,与毛鸿宾住在这里不无关系。
  毛鸿宾(1811~1868),字翊云(一作寄云),号菊隐。清代济南历城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之职。最初他只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同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奉命回籍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天国起义军。此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一路高升。在咸丰五年(1855),授湖北荆宜施道,后调安襄郧荆道,历安徽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到同治皇帝时期官至两广总督,终成一代封疆大吏,成为山东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清廷高官。毛鸿宾的晚年似乎有点不如意,同治四年(1865),因在湖南巡抚任期内失察之事被降一级调用,毛鸿宾便回山东原籍。此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采用了毛鸿宾的建议,在省城外围首次修筑石圩子墙以防捻军。捻军攻城时,毛鸿宾率领民团协力守城。毛鸿宾于同治七年(1868)病故。宣统元年(1909)六月,经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朝廷复毛鸿宾官职,入祀乡贤祠。有趣的事,民国时期毛鸿宾早已死去多年,但其子毛承霖(《续修历城县志》的编纂者之一)却向已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请谥,溥仪给谥“定直”。此时毛鸿宾的住宅早已售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毛鸿宾故居的前院改建为济南市中区共青团路街道办事处和宿舍,故居仅存后院和西屋。
  长期在盛唐巷24号居住的、已故山东文史大家严薇青先生著文回忆说:“这条街过去有两个特点:一是商店多于住户,而且店主绝大部分是山东聊城、堂邑县人。这些店主大都是手工业者,自己都有作坊,自己染制各种红黄纸,制作账本、对联和旧时结婚用的“龙凤大柬”等。由于同乡关系,营业上虽然竞争,但并不影响团结。比如中秋节晚上各店都派出学徒打着灯笼互相邀请,喝酒过节;春节到来则互相拜年,并由学徒或店员绝早起来先到各家分送红色“恭贺新禧”的店号名片,也送给不是商号的一般住户。二是每年春节前十天左右,由街上的“地方”(地保)在街道两旁竖起很多杉篙,扎起架子,成立临时的猪肉市。济南郊区和附近各县农民不断用车子运来宰好的生猪,各人选定地点,把肉挂在架上,论片或论斤出售。“地方”每天挨次敛肉,作为租用架子的代价。这时城内外来这里买肉的人蜂拥而至,从早晨到傍晚,摩肩交臂,指肉议价,吵吵嚷嚷,一直到旧历腊月三十傍晚。卖肉的整装回家,“地方”立即拆除架子,准备过年。”(《济南琐话·盛唐巷》)
  严薇青先生解放后在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主任兼教授,一直到1986年迁至山师大教师宿舍前,长期居住在这条街上。据先生的女儿严民女士在《人微言轻风范永存——缅怀父亲严薇青》一文中记述,严先生去上班,天天从盛唐巷步行到山东剧院,再持月票乘2路公共汽车来学校上班。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已经70岁高龄,有一次因车上拥挤,在柴油机厂停车站被人挤下车来,跌倒在地,扭伤了腰。因为那一天他还要主持《汉语大词典》组的一个会议,于是忍住疼痛,没有去医院,而是又挤上下一趟公共汽车,赶到学校去参加会议。严先生这种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的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学习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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