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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 总67期
有感于过去的大学
冯兆中
 
中国现代大学的起源

  中国的大学可追溯到孔子时代的“杏坛”、“稷下”、后来的“太学”、“国子监”,民间书院如“东林”、“岳麓”等也都具有大学的性质。古希腊也有讲学的地方,称为学院。大学的名称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它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自由探讨而已。最早的大学建于11世纪的博洛尼亚,12世纪始有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就时间而言,中国的大学比欧洲起码早了一千年。就规模而言,到东汉顺帝、质帝时,太学人数达三万多人,比起后来中世纪欧洲的任何一所大学都大得多。就其内容而言,中国以经学为核心,欧洲以神学为骨干,在这个范围内,都充满了自由探讨的气氛。无论中外,学术自由一直是大学的灵魂。而在中国,从汉朝的太学,到明清时的书院,学生们都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汉朝的“太学风波”,中经“东林之祸”,到清朝的“公车上书”,直到民国时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等等——大学生“闹事”,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道传统风景线,没有了这道风景线,似乎大学便没有了声色。然而中国的许多革命家,都正是从这道风景线中走出来的,这该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不期收获吧!
  但是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由中国的古代大学成长起来的,这与欧洲完全不一样。
  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随着“文艺复兴”的脚步,走出神学的阴影而迈向了人文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走向了科学民主之路,大学发展成为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科学园地。总之,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与时俱进,直至今日。所以,今日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等,都自豪地声称:我们有八百年的校史!而我们的北京大学2008年才迎来了它的110岁华诞。
  中国的古代大学没有与时俱进,而是随着王朝的没落而消亡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生儿,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废科举兴学堂,变法图强,西学东渐的产物;它诞生于民族危难之时,它天生背负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它是满怀爱国热情走向现代的。因而,中国的大学成为中国民主与爱国的发祥地,成为中国革命家的摇篮。在那时,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燕京,在中国的一切大学里,无不回响着民主与科学、爱国与革命的呼唤。改良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激荡澎湃。教育为救国,读书为救国,爱国激情胜过冷静的学术思考。中国大学的历史就是民主与爱国的历史。
 
民国时代大学的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后发的,充分显示了它的“后发优势”,它全然没有中世纪的经院习气,一诞生便迈向了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办学主体多元化

  既有国立大学,如北大;也有私立大学,如南开;还有外国人直接办的大学,如燕京等等。当时的政府——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一直奉行“大学独立自主”的政策。虽然1928年国民政府规定,外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必须聘用中国公民任校长,但大学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基本没变。
  国家创办大学,当然目的是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那么,私人为什么要创办大学呢?那是因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如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范孙)、张伯苓等,与广大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怀有“教育救国”的理念,认为中国之积弱,在于人才之不济;人才之不济,在于教育之落后。所以,他们身体力行,毅然捐资办学,并终生为办学而奔走呼号。严修本是天津盐商世家,为办南开而倾家。他们是捐资兴学,并不是把大学当成产业来投资的。一旦提出什么“高等教育产业化”,大学便走入歧途了,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感觉到的缺陷。
  那么外国人为什么要在中国办大学呢?外国主要是美国教会。如燕京大学便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它的第一位校长是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生在中国的杭州,受美国教育,工作在中国,是学者,是教育家,是中国通,所以教会选择了他。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大学,当然有它的目的:其一是从宗教的意识形态出发,通过教育普及基督教义,传播“福音”。他们一直把办教育和办医院当成救世的善举,这是他们的固有传统。其二是为了培养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以推行“西化”就是所谓的文化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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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它们的侵略目的达到了吗?没有。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培养出来的是他们的反抗者,因为西方意识形态的精华在于自由、平等、博爱、宽容,在于科学与民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熏陶下,在当时的环境中,西方教育只能是启蒙,而不可能是愚弄。事实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革命家有黄华、龚澍、柯华等,学者费孝通、雷洁琼等,文学家冰心、肖乾等,医学泰斗吴阶平、黄家驷等,科学家黄昆、侯祥麟等等。至于清华(1928年改为国立)和北大一样,简直就是共产党的摇篮。可见外国在中国办大学,不是什么文化侵略。“文化侵略”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有“文化侵略”,我们还办什么“孔子学院”呢!文化只能传播、影响,而不能“侵略”。
 
教学结构综合化

  大学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是基于经济多元化的。当我们的经济一元化——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大学办学主体也就只能一元化——单一的国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经济的多元化,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有了民办大学等等。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大学之大,首先体现于它的综合结构,非综合无须囊括大典,非大学无以网络众家。大学的综合结构模式是大学—学院—系—科(专业)。它的学科,涵盖了当时人文与科学技术的全部内容。一般设有文(科)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政法学院等。例如,冰心便是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院西方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英文)专业(科)的。
  大学学科的综合设置,其优点表现为:
  1.教学资源的综合利用。一是教学设施、图书资料可综合利用,提高了利用率,充分发挥其效能。例如,工、农、医各科教学可充分利用理学院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实验设备和教学资料。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师资。例如,农、工、医各院系开设的一般基础课如物理、化学、数学课等,由理学院教授授课;各院系开设的文、史、哲等人文课程,由文学院教授授课。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又可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
  2.大学的综合性,繁荣了大学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各系学生可自由听课,各学科教授可自由讲演。理、工、农、医等科技学科的学生可以充分受到人文科学的熏染;人文学科的学生可以充分受到自然科学的滋润——这就是大学文化的“大气”所在。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后,“一边倒”,学苏联,于1952年进行了“院系调整”,解构了大学的综合性,学院从大学中独立出来,另立门户,变成了单科院校。例如,清华大学由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转成了单纯的工科大学。山东农业学院(现在的山农大)便是由山东大学农学院独立出来另立门户的。这样,固然达到了多出应用型人才的目的,但单科独立院校却失去了综合教学的优势,失去了大学的“大气”,校园文化单调,特别是科技类院校,少了人文文化的熏陶,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下降了,以致影响了几代人。现在我们又开始搞大学的综合结构了,许多学院改称“大学”,清华大学也恢复了它的综合性。这又是回归旧道路,但回归后的味道却大不如以前,这正是我们要努力改进的。
 
独立自主,“教授治校”

  在欧洲,大学脱胎于神学院。神学院的背后是教会,当时政教合一,而教高于政,国王和政府无可奈何教会,因而也就无可奈何大学,大学具有天生的独立性。当大学移植到中国的时候,大学独立的原则也就自然落地发芽了。
  关于大学独立的理念,蔡元培先生在其《教育独立议》中有精辟阐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大学怎样形成自己的独立呢?蔡元培先生提出:“大学的事务,都有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举出。
  由各大学校长,组织高等教育会议,办理各大学区相互关系的事务。
  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所议决事务之有关系于中央政府者,及其它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
  这是关于大学体制的设计,设计得如此完整与美好!
  大学管理体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大学独立,校长负责,教授治校,三制一体。其中大学独立是基础,校长负责制是原则,教授治校是实质。
  蔡元培先生做过北大校长,后又做教育总长,所以他的大学独立的理念和设计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落实了的。这一体制所以得到落实,一是政府奉行大学独立的政策,二是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原则,三是教授们恪守“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信仰。这一切得益于当时民主与科学之风的盛行,即使独裁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例如: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经通过官方渠道间接干涉过《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而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则公开对他们训斥甚至谩骂。1918年1月24日,北大教授高一涵在《新青年》上发表《非“君师”显义》一文,批驳说:“这几个月以来,我是不谈政治的,是不谈总统令的。一则因为中国现在无举国公认的政府,无举国爱戴的总统;二则因为我们所讲求的是法制而不是人治,所研究的是法律不是命令。”狠批了一通“天地君亲师”的陈腐观念。比起高一涵来,钱玄同教授对徐世昌就是谩骂了,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二十八》中写道:“既在二十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一切‘圣功’‘王道’和‘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即便如此,《新青年》照办,大学教授照当,徐世昌大总统也未兴文字狱。大学的独立性充分表现为大学教授们的言论之自由和人格之独立。北洋政府是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统治的,所以相对说,是民国以来政治和思想更加宽容的时期。没有宽容的政治环境,便没有大学的独立和教授们的自由;没有独立和自由也就没有“教授治校”。到国民党主政时期,确立“三民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暗地推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独裁政治,其政治宽容度比起“北洋”时期是退步了。虽然如此,大学仍然坚持其独立性。如燕京大学等,坚持不设“三民主义”政治课,国民政府也只好听之任之。当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时,特务们状告傅斯年,而蒋介石则答复:“那里的事情我们管不了!”由此可见,独裁如蒋介石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大学独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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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先生

  在民国时代,尽管政治体制不尽如人意,也还有着表面的民主,独裁者也不敢公然违背公认的原则,而只能使用黑暗的伎俩,这才有暗杀闻一多。而那时的校长们,从蔡元培到傅斯年,都坚持人格独立——坚持对政府的批判态度。当国民党的国民政府邀请傅斯年到国民政府做部长时,傅斯年拒绝说:“我不能做政府官员,那样,我就无法批评政府了。”保持独立就是保持批判态度。马克思一生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坚持大学独立自主的原则,首先是校长坚持独立人格。蔡元培如此坚持,胡适如此坚持,张伯苓如此坚持,那时的校长们无不如此,这才争得了大学的独立。大学校长们一旦失去了独立人格,大学也就只能是政府的附属机构了。
 
师资国际化

  大学师资国际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归国留学学生构成大学教授的主体;第二,不仅外国人办的大学里有不少外籍教授,国立大学、私立大学都聘有外籍教授;第三,中国教授们在国际间流动,他们既能在中国做教授,也能在外国做教授。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是与国际接轨的。
  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当年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3位留日,23位未留学,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87%强,由此可见一斑。鲁迅先生虽然留日,但因没有博士学位,只能被当时的北大聘为讲师。理、工、农、医、法、商科的教授,几乎清一色的留学博士;即使国学大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等,也都有留学背景。除非有特殊成就,如沈从文等,不是留洋博士要在大学混教授是很困难的。
  大学是留学归国学人的云集之地,英语成为大学的第二语言。科技类课程几乎全用英语授课,许多教材、参考书都是外文原版。当年吴文藻(冰心之夫)竟然是在清华开汉语授课之先河者,并引起争议,由此可见英语普及之一斑。至于学生,特别是理、工、农、医等学科,英语不过关,要完成学业是很困难的。那时的大学生,在中学时,特别是在教会中学,便打下了厚实的英文底子。例如:1945年,上海交大,入学英语考试的试题只有一题:“英译《桃花源记》”,由此可见英语水平之一斑。那时并没有什么“四六级考试”,而在校园里,英文报刊随处可见,英语之声不绝于耳。英语水平靠的是校园文化的熏陶,而不是“四六级”考试所能奏效的。
  共和国成立之后,世界即进入“冷战时代”,我们与西方隔绝,奉行“一边倒”,倒向苏联。在教育领域,也一改学英语的传统,而改学俄语。但由于当时俄语教师紧缺,原来的英语教师不得不改教俄语,现学现卖。即使如此,许多县城中学仍开不了俄语课。中学的外语教学实际处于空白或边缘状态。在大学,英语亦不流行;俄语又流行不开(大多数教授只会英语)。整个大学的外语水平一落千丈,阅读外文资料,特别是阅读英文文献已成为一种特权。到“文革”期间,学习英语几乎被当成罪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把学习英语提高到了非常的程度,可说是一年比一年有提高,但终因元气大伤,要恢复到过去的状态谈何容易!特别是英文环境尚未建设,还没有像香港、台湾那样,英文书刊随处可见。缺少英语的语境,这是我们今天英语水平提高缓慢的根本原因。“双语教学”不能是做秀。当年是有它的实际需要,才用英语教学,而且教授与学生都达到了用英语自由表达的水平。否则还是用汉语讲授吧!用不着为“双语”而双语。
  1930年代以前的留学生,无论是公派还是自费,绝大多数都是学成归国,归国后除少数投身军、政、经界外,绝大多数都在大学当教授。这是因为:
  1.那时的留学生都受过良好的儒学传统教育,如蔡元培先生原本就是翰林而留德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打造了他们的灵魂。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是他们的文化底蕴。他们是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目的,去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归国是为了救国,既然政府不如人意,大学自然成了他们实现抱负与理想的最佳选择。
  今天我们的国家已从救亡走向振兴了,国家不需要救了。今天的留学生是怀着圆西方之梦的目的,去寻个人发达的。“此间乐,不思蜀”,他们学成大都不归国。如果都回来,我们怎样容纳呢?大学容得了他们吗?政府真需要他们吗?他们比得了当年的教授吗?他们到底接受了多少西方的意识形态?他们心中有祖国,祖国期望于他们的是什么呢?贡献于祖国,最终也是贡献于人类,不回来也罢。
  2.他们又是接受了西方民主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学贯中西。当时大学的那种“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氛围,适合他们的生存要求。在那里,他们感到“学术自由、人格独立”。对教授们的讲课,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他们所讲的,就是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心得、他们的专长、他们的成果。大学所谓大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教科书,讲什么,怎样讲,全凭教授创造,教授们自得创造的乐趣。
  例如,当年吴有训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普通物理学,一共讲100学时,吴先生就分了100个问题来讲,这100个问题,恰恰涵盖了普通物理学的整个内容,联系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一节课讲的第一个题是“质量”问题。当时钱伟长先生是听课的学生,这门课给了他终生的影响,使他走向了科学之路。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常常朗诵自己的作品,并让学生们评价。林语堂先生在上海公学教授英文,考试既无试卷,也无试题,而是“相面打分”,而打出的分数,却使众生心服口服,恰如其分。至于在课堂上,对于时政冷嘲热讽更是家常便饭。这样一群知识分子在大学里真是如鱼得水。选择自由的生活,便选择了大学。
  尽管许多教授是留洋博士,还有许多洋教授,但那时的大学并不崇洋媚外。例如,1917年,当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的第九天,便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即聘用刚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的一年轻人教授英文系毕业班的英文,但当即遭到学生们的一致抵制,其理由如当时的班长袁振英(后任陈独秀的秘书)所述:“我们中国国立北京大学与日本帝国大学同级;我们中国的国立高等师范与日本的国立高等师范同级。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要入北京大学也要从第一年级读起,因为中日两国也会常常交换教员和学生的。所以陈独秀任用一个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来教我们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班的英文,这简直是一种耻辱。”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也不得不顺从学生们的要求,解聘那个青年教师了事。由此可见当时北京大学的教育地位和学生们的自主自豪精神。
  3.大学教授收入丰厚。在北洋政府时期,北大、清华教授的月薪一般是300块大洋以上,而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为8块大洋,可见教授月薪之高,何况教授们还有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费)。他们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出有车,食有鱼,家有佣人,出入于“六国饭店”。即使当教育总长,也不过如此。
  4.大学教授具有崇高的社会威望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大学教授被公认为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真理和正义的代言人,他们的言论受到民众的拥护。他们动辄联合发表声明,批评时局,抨击政府。他们居教授地位,挥洒书生意气。例如,抗战时期马寅初先生在重庆,蒋介石传话给马寅初,招马去国府以询国是。马先生回话说:蒋先生听过我的课,是我的学生,照理,学生应先来拜谒老师,哪有老师先拜学生的道理?可见当时教授之自重自尊。
  5.当时做教授最适合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天性。教授近似于自由职业。他们凭借自己的学问、专长和威望,可自由流转于各大城市和各大学之间,从而摆脱人事纠纷和人事烦恼,和则留,不和则去。他们不求人,不阿世,不贵官,不奉迎,自由自在,可说是“真名士,自风流”,“痛饮酒,熟读《离骚》”,尽显名士派头。而且,在大学里,他们以主人自居,校长是不敢轻易得罪教授的,否则大学办不下去,名校是靠名教授的支持。各种措施,如得不到教授的支持,是实行不了的。
  正因为以上种种,所以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才云集于大学,而又能在大学发挥他们的专长与才能,挥洒他们的人格魅力。也正因为如此,才把中国的高等教育引向西南联大时的辉煌。
 
机构精简

  大学的管理机构极其精简,就是一室、三科:校长办公室、教务科、财务科、总务科。行政机构就这些,这些也就足够了。行政人员只有行政职务,没有行政级别,更不与政府的行政级别挂钩。那时,无论国立、私立的还是教会办的大学,都经费紧张,校长们自然谁都不愿把有限的经费用于非教学方面。而今日之大学,非教学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比例几乎是1∶1,教育经费一半以上被行政挤占,教学经费怎能不紧张呢?那时虽没有“一切为教学服务”的口号,但为教学服务是周到的。例如,教授的薪水每月都由会计送上门去。
  当人们问起哈佛大学为什么会办得那么出色时,哈佛校长说:“我们的经验是四条:第一,聘最好的教授;第二,招最好的学生;第三,办最好的图书馆;第四,让他们自由。”我想,如果当年问蔡元培校长,北京大学何以会那么优秀?他的回答也必是这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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