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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 总67期
回忆我的知青生活
王国兴口述 徐宗亮整理

  1941年,我出生于济南市老东门双龙街,上溯好几代都是城市贫民。我兄弟姐妹4人,除大哥外,二哥、我和妹妹的童年都是在位于黑虎泉东半边街的慈善公所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艰辛的劳作之余,经常到处逮蛐蛐卖补贴家用。大哥每天挑着担子去双龙街北头的小北门收菜,再挑到东关大街或南门、皇亭去卖。尽管这样,我们家还是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非常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政府分配到淄博新博煤矿当教员,我们全家也随父亲搬到了淄博,开始了新的生活,并进入赵庄二中上学,因我擅长文艺,吹拉弹唱都会,身体素质也很好,一直担任班上的文娱委员和体育委员。1959年,我于淄博赵庄二中毕业。
  1960年底,上级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有亲投亲,有友投友”支援农业建设,我在全家人的支持下,积极响应号召,在矿上报名后,投亲下乡到历城县董家公社城角巷村第一生产队的继母的娘家,成为了城角巷村的一名下乡知青。
  因我自幼生长在穷苦之家,练就了一副吃苦耐劳的性格。下乡之后,我立即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生产队的生产生活之中,积极向生产队里的老社员们学习、讨教,不长时间我就成了队里的生产能手,耕耩锄割,扬场垛垛,各种农活干得有模有样,在搞好生产的同时,我自学并熟练掌握了瓦工、电工技术,农闲时节经常给四邻八舍帮工帮忙,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61年,在热心人的撮合下,我与本队的黄玉栾喜结连理。由于我是外来户,在当时还有些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我们的婚事遭到了黄氏家族某些人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了个别人的打击、报复。1962年,一队场院屋子内的干草垛被人点火,有些人竟然嫁祸于我,对我采取了停止劳动、开会斗争等极端行动,个别人甚至离间我和妻子的关系,劝她和我离婚,划清界限。对此,我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证明清白,我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赵涛陈述事实。赵涛同志对这种无凭无据随意给人扣帽子、打板子的行为非常气愤,他专门到村里来,召集有关干部开会,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后来经过查实,干草垛是唐王公社王坡村的李某放的火。
  我从小就敢说敢做,爱打抱不平。在生产生活中,经常对个别干部的不良行为进行揭发,积极同损害群众利益的人作斗争,这引起了个别人的强烈不满。1968年,我被扣上了“反党集团总头头”的帽子,被诬蔑为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敌人,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批斗,并对我进行了抄家,派“四类分子”在我的家门口站岗,对我全家进行监视,我和家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1969上半年,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被选为城角巷村革委会主任。上任后,我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先从农业生产基本设施建设入手,打好农业生产的基础。当时,村里只有一台变压器,因为负荷不够,六个生产队只能是轮流使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为彻底解决这个大难题,我多方托人打听后,骑自行车去驻邵而公社的变电校验所联系购买,校验所一位姓宋的技术员听了我恳切的叙述后,很受感动,他向我透露所里还有一台合格的变压器未售出,已经许给了天桥的买主,只是还没有付款拉走。机不可失,我立即赶回村里,由于兴奋、着急,车子骑得飞快,一百多里的路程,1个多小时就赶回来了。喘息未定,我就紧急召集大队干部、各生产队干部商议,一个生产队选出10个壮劳力,总共60个人,去邵而购买变压器。经过我们的一番软磨硬泡和恳求,校验所的领导终于同意卖给我们这台变压器。当我们几十号人把崭新的变压器拉回村里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伙都说,我为城角巷村办了一件大好事,从此,群众再也不用为轮流用电发愁了。但有个别人在背后骂我是“强盗”,说变压器是硬靠人多抢回来的。我对群众说,只要是对社员有利的事,只要是对城角巷村有利的事,我宁愿再当几回“强盗”。
  当年,因为天气等原因,城角巷村的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村里不少家庭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个别困难户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甚至出现了出门要饭的现象。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组织好群众搞好生产、稳定人心的同时,我多次找到公社粮所领导,尤其在会计赵而敬同志的协调、帮助下,共分2次要来了10000斤统销粮,帮助困难群众度过了难关。
  年末,根据中央“红十条”精神,要求以原任班子为主体重新组建革委会,现任革委会班子全部下台了。当时,很多得到切身利益的群众纷纷说:让谁下台也不能让王国兴下台,他是真正为大家伙办事的人。但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我又成为一名普通的社员群众。对此,我没有丝毫的怨言,积极投身于生产队的劳动生活中去。这一年,城角巷村发生了一件荒唐的事,有一次大队组织全体社员开会,会前照例要高呼口号。口号有两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喊后一句的时候,贫农徐德忠竟然喊了一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吃糠!大家都惊呆了,在那个年代,徐德忠的这句话简直是飞蛾投火。果然,徐德忠遭到了连续不断的批斗,还好他“攻击”的不是毛主席,否则真是后果难料。其实,我是最了解徐德忠的,他家子女多,劳力少,是村里最穷的户,一家人过的确实是吃糠咽菜的生活,1969年,从粮所里弄来统销粮,第一个接济的就是他家。他是解放初期自愿从省公安厅复员回家支援生产的老革命,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觉悟非常高,从他嘴里说出那样的话,实在不合情理。批斗会上,徐德忠坚决不认为自己说错了话,他觉得自己天天吃糠,林副主席为什么不能永远吃糠?我是贫农吃糠光荣,林副主席是领导人吃糠更光荣。后来他不堪折磨,一气之下跑到了省公安厅,找到自己的老领导要求给个说法。结果,徐德忠带回一张盖着公章的批条,批条内容是:老徐是个好同志。从此,再也没人敢批斗他了。
  1972年,我所在的一队与六队合伙打井。因为土质松软,经常出现塌方的情况,十分危险。有一天在井下,我带领一班人正在干活,我边干活边观察井壁的情况,突然发现井壁的东南方向簌簌地掉坷垃块,我急忙对处于下方的六队社员黄玉九大喊一声:“九子,快闪开!”黄玉九闻声赶紧闪到一旁,过了一会儿,井壁东南方向果然塌方了,一下子塌下来一堆两三吨重的土。到了秋天,我领班在引清工程荀彧村打井,六人一班,分早晚班轮流施工。由于土质过于松软,塌方频频出现。一天晚上8点左右,晚班上工前,村支部书记黄立贵来征求我的施工意见,我仔细观察了井的情况,果断地说,先不能下井,现在正是上潮的时候,不保险。果然不出我所料,到10点半的时候,井一下子塌了,如果当时贸然下井施工,6条生命就没了。
  我这个人最看不惯歪风邪气,敢于向上级反映问题,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吃了很多亏,受了很多罪。但我从不后悔,我认准的理、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上世纪70年代,我曾经去北京到国务院华东局反映了当时广大知青在农村的情况及问题,领导的批示逐级转到历城县劳动局,局长耐心细致地给我做了思想工作,并承诺有返城或招工机会将优先考虑像我这样在农村奉献多年的老知青。
  1980年5月的一天,我正在生产队场院中修理牲口棚,忽然接到大队通知:我被分配到董家公社供销社郭店糕点厂,即日上班。
  就这样,我的知青生涯结束了。在供销社上班期间,我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01年,我从供销社退休。
  至此,我经历了20年的城市生活、20年的知青生活、20年的企业生活,又过上了舒适的退休生活。虽然退休了,但我还颇有一点知青的激情,我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自费组建了“东方联合艺术团”,每年免费在村里举办消夏晚会、举行文艺演出,在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也快乐了自己。
  几十年间,我从一个满怀激情的城市青年,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汉子,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见识了太多的人情世故,饱尝了太多的生活艰辛。尽管我年轻时的抱负、理想并没有一一实现,但我对自己当年当知青的选择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相反,当知青的经历使我能更加理性、冷静地审视我们的国家、社会,更加深入、宽容地对待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这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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