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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2期 总67期
回忆父亲康静斋
—一位被历史遗忘了的书法家
 
康业椿

  我的父亲康静斋(1921~2003),名延温,号静斋,山东章丘县绣惠乡康家庄人。家境殷实,除田产外,在济南商埠还拥有以食品批发为主的“同信诚杂货店”铺房一处。另有市区土地一宗,房产多套。
  祖父好文,谙音律,且与书画结缘。因儒学家风,乐善好施,常免费教授私塾,无偿接济村民等。在乡村邻里口碑甚佳,被誉为“善人”、“开明士绅”。在祖父的教诲下,父亲自幼耳濡目染,书画启蒙于《唐玄秘塔碑》和《芥子园画谱》。在上初中时,接触到多种书画版本。习书临画,乐此不疲。每当小憩,亦闻其笛声之高亢、箫声之深沉。从中可见良好的家庭传统教育对子女后代的人格、性情养成,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父亲从育英中学毕业后,怀着对丹青翰墨的痴迷,又相继攻读了“山东美术学校”,亦称“爱美中学高中艺师科”、“济南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其踏实的功底与天赋深受张茆材、周爱周、岳祥书、黑伯龙等名师的宠爱和精心传教,故各方面的技艺日积月累,逐渐成熟。尤其在书法研习上,更上层楼。
  父亲在习书中深深领悟到,书法不是简单的线条组合,而是字外多元素知识的积淀,然后整合划一,才能使书法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如果文化底蕴不足,其笔下就缺少内涵,缺少韵味,那留下的只能是率意,是经不住推敲的。而之所以标榜这个字体、那个字体,这正是人家用知识和智慧书写出的结晶。学习书法的窘迫处,莫过于终其一生,难以摆脱前人的藩篱,而堕“奴书”之畴。因而他采纳了书体的兼容并蓄,迈出了标新立异的脚步。比如:对何绍基的巅峰之作《泰兴县襟江书院记》,他尝试着叠加华世奎书风的宽博与敦厚,因而使体式变得更加庄严儒雅。他写的魏书,是以《魏郑文公下碑》为肌肤,加以《魏张猛龙碑》为筋骨,避免痴肥圆滑,使书风更具潇洒奔放。他写的楷、行,是在李邕《麓山寺碑》的基础上,糅进了《怀仁集王羲之聖教序》笔法的疏朗灵动,使体式转而不僵,雄强而不臃。难怪当年父亲留存至今的一本册页,在书友的赠言中可见端倪:“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吾兄多才多艺、于书法尤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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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父亲一生的挚爱

  在众多的溢美声中,一段传奇机缘,更成就了父亲的名望,令人刮目相看——
  1943年,祖父急欲购买一处房产,因手中现款不足,便到自己名下的“同信诚杂货店”支取余额,但掌柜以“柜上无钱”拒付。联想到掌柜以往账目不清等劣迹,果断提出歇业,又遭到掌柜拒绝。面对鸠占鹊巢、商号失衡的局面,迫不得已诉至法庭。但官司陷入“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厄运。困惑之际,经友人引荐,父亲结识了身份显赫、懂书画、重友谊、好管“闲”事的白××,见面伊始,父亲便把自书、自画的逸品折扇一柄馈赠。白××赏之赞誉:“真乃才俊也!”父亲顺便聊起修习书画、家庭状况,借机谈到家中商号危机一事。白××闻之,哈哈大笑道:“此乃小事一桩,我速速为你摆平……”
  果然,事过不久就拿到法院准予歇业的判决。一时间,“一次会面、一柄折扇,赢得一场官司”传得沸沸扬扬,不仅成为书画界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坊间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时年,父亲仅22周岁。挚友称赞父亲当属年轻有为,曾被戏称“康有为”。商号关闭后,租给“山东大药房”,后更名“山东济南医药公司”。
  乘“一柄折扇”的余温,在济南市的一次书画展出中,父亲的书法作品又被外宾赏识购去,再次引来好评。并由此结识了书坛大儒王讷,以及王鸿钧、金棻等名流。
  父亲走出校园时,恰逢日伪时期,参加了伪省教育厅工作。1945年后转入“济南市税务局”工作。1948年济南解放后,回家开办了“静斋家庭织袜社”。因规模所限,前途难觅,故于1951年向政府登记分配工作。政府视其学历欲把他分到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父亲谈到父母需要照顾,最终留到了“山东农学院”(原址即现“山大老校”)工作。次年暑假,父亲到青岛写生,被院方获悉后认为:“画山水、旅游,均为资产阶级思想”。遂给予降二级工资。这对父亲不啻是沉重打击,从此戛然终止画笔,更无“旅游”之奢望了。与此同时,院方又因赏识父亲书法,把校方需书写的东西,几乎都交其代办,1956年院方以交办任务完成出色,嘉奖擢升其二级工资。1958年,在毛主席“农业院校要建在农村”的指示下,父亲随校迁至泰山下。从此阔别了家人的温馨,远离了济南书画界的师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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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书法作品

  来泰后,独居单人宿舍。工作之外,面对孤独与寂寞,书法研习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与释怀,别无旁骛。夏日酷暑尚可对付,冬日寒彻而室无取暖之具,还要赶写学校布置的额外任务;手指冻僵,只有用热水烫一烫再写。一日三餐和用热水,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要亲临食堂去办。
  庆幸的是,父亲的名望由学校传至社会,招来不少索书者,并从中结识了隐居在泰安的朱復戡先生。1962年我在谒访岱庙古迹时,被《重修岱庙碑记》那遒劲的魏书所吸引,欲得拓片以追摹。父亲与庙方素稔而求之,庙方提议收藏父亲“墨宝”与之互馈,双方欣然,后各得其所。80年代初期,岱庙所藏书画展出时,外国友人欲出价七千元购买那幅作品,被庙方谢绝。“文革”后期父亲被借调“山东农业展览馆”书写布展内容,作为褒奖、批准其免费浏览了北京。在那个特殊年代,工资调级因名额配给比例少而充满了争夺,父亲总是自诩工资高而把名额留给别人。每当校领导在审阅调级名单时,见父亲名字不在其内,总是亲自为其补调。在“山东农学院”升格“山东农业大学”的筹备期,父亲用魏碑体书写了“山东农业大学筹备处”校匾……
  文革中,为使校园变成“红色”的海洋,其墙面上的毛主席语录、诗词、以及标语,也大部分出自其手。父亲本是一个单薄书生、身体羸弱,又有恐高症,每次书写标语,都要提心吊胆、拖着颤抖的双腿,在木架上爬上爬下,既要集中精力去书写,还要小心翼翼,稍不留意就有摔下来的危险。还有让他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因出身及性格使然,父亲在“文革”中决意独善其身,不参与派别之争。但有一天某派执意让其代写了一篇大字报,另一派被激怒趁夜到宿舍捉拿他。父亲惶恐中从二楼窗口抓住顺下的绳子下滑,然而中途绳断被摔伤,双手也被勒破。他此时已顾不上这些,逃到校外潜伏一夜,才免遭一劫……
  父亲随校迁泰安时,正逢风华正茂之年,然时光荏苒,俟1982年退休,已是骨瘦如柴、面容憔悴,并患有“类风湿”、“小脑萎缩”的老翁了。回济后,似乎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精神振奋,大有“无病”一身轻的喜悦,重新开始了与故友们的谈书叙旧。俗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更何况父亲失联二十余载,其书品更引起书友们的高度赏识。其中,黑伯龙先生说:“观静斋今日书法之成就,可谓人书俱老,造诣颇深,如果字再放大一些,那就更完美了。”魏启后先生则认为:“二十余年不见静斋先生的书品,今日得见,以‘如锥画沙’来赞誉亦不为过。把传统书法写得如此厚重的人,纵观今日济南之书坛,鲜有与其比肩者。”在得知父亲还没有加入书协时,便和张立朝先生联名推荐其加入了“济南市书法协会”。更有趣的是,书友初昭荣先生因钦佩父亲,不但经常手摇轮椅(腿有残疾)来访,而且推崇到逢人宣传。他认为:静斋先生书法的魅力,不仅彰显了书法艺术的精髓“中锋用笔”,而且是用大笔写小字的典范。其一点一划、一撇一捺,都恰到好处,透露出儒家的金石气。
  加入市书协后,父亲参加了每一次的书展。其作品也都被排列到展厅的显要位置。某年一次展出后,我代父亲到书协取展品时,秘书长史雅珍说:“经市书协研究遴选,准备将康静斋等几位书法家报送省书协。”但想不到命运多舛的父亲,在“类风湿”病情的蔓延侵蚀下,手指变形已无法正常执笔,不得不挥泪终止了一生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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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父亲

  1983年父亲与王炳龙等人筹办了“济南兴华专业学校”,并兼任美术专业班书法教师。同年应山东人民出版社之邀,用魏碑体书写了“1984年农历”封页。应济南公路局之邀,为济微公路开通典礼制作邀请函,用行草书写了“请柬”两字。我们家的房屋需翻建,但资金棘手,父亲写了一批字到市场去卖,被一老者像遇到宝藏一样全部买走。并声言:“你再来,我还买……”2009年我在参加“纪念张立朝诞辰95周年书法展”时,张汉英先生对我说:“我父亲常对我提起静斋老……”言语中,流露出赞许与敬仰。2011年我母亲90周岁大寿,母亲的胞弟、我的四舅来祝寿时对我说:“你父亲给我写的中堂、对联,先后被深入农村走街串巷的好几位文物商人看中,欲出高价收购,我都以‘给多少钱也不卖’婉言谢绝。”
  父亲搁笔后,家人协助他与病魔作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垂垂老矣的孱弱身躯又被“肠梗阻”与“肺炎”无情击倒,治疗整整50天,因回天无术,于2003年4月24日溘然去世,享年82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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