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首页 新闻动态 最新期刊 文史图书 往刊阅读 组织机构 征稿启事 学习园地
齐大师生的爱国斗争
田道正
\
  齐鲁大学是由英、美、加拿大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学校,人事、财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外国传教士手中。他们以主人身份居高自傲、作威作福,处处欺压中国籍教职员工、操控学生的命运。虽然旧中国当时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阶段,但广大师生员工在先进思潮影响下已经觉醒,他们不甘心被压迫、被奴役,不断争民主、争自由,在反抗、在斗争,继承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令人赞颂。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一个民族的固有美德。我国人民曾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谱写了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辉煌篇章。齐大师生有的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刻,为了救亡图存,投笔从戎,参军杀敌;更有人直奔革命圣地延安,为革命服务(如侯立山、魏一斋、金茂岳三位“红博士”),有的坚持在文艺战线上抗日,奔走呼号,宣传抗战必胜的道理,激励军民斗志(如舒舍予,即老舍先生);更多的师生在校内外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
 
“五四”运动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展迅猛,很快遍及全国。济南的学生闻风而动,立即响应,齐大的学生也马上投入这场运动,表现异常积极。齐大学生会在刘占恩、周志学等负责人领导下全面组织布置,印发反日救国传单,要“踢倒富士山,踏平琵琶湖”。这些传单多出自齐大文学院国文系老师段珂先生之手,可见中国籍教职员也是踊跃参加的。
  齐大医学院学生、后来担任医学院院长的张汇泉,当时刚从北京转学到齐大,也带领医学生们和全校同学一齐上街示威游行,演讲宣传,检查日货,到政府请愿。齐大文学院学生王志谦因阻止推小车的人给贩卖日货的奸商运送面粉,被济南镇守使署逮捕,齐大学生集体冒雨要求镇守使马良(后来济南沦陷于日寇之手,他充任伪山东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又加入汪伪政府,是个大汉奸,1947年病死于济南监狱中)释放被捕学生,在大雨中整整淋了一天,直到王志谦等被释放,才整队返校。在全城各大中学都恢复上课后,齐大学生会才决定复课。
  齐大洋人当权者是反对学生参加这次运动的,但“五四”爱国运动声势浩大,全国奋起,加之教职员工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压制。但是到了次年五月,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济南学生又自发兴起了宣传反帝爱国的罢课活动。这次齐大当权者便采取了压制措施,作出了“惩罚”学生的决定:勒令学生离校,并宣布这一学期的学生一律不给学分;学校暂时关闭,暑假后再开学。数百名齐大学生白白浪费掉一个学期的宝贵时光,致使这批学生晚毕业半年。
 
清明节大罢工

  1925年,齐鲁大学斋夫(清洁工)、齐鲁医院勤杂工友和洋人教职工家中雇佣的仆役共300余人,秘密组织了“校工大同盟”。这些齐大最底层的穷苦职工,不堪忍受最低下的生活待遇,要求增加工资。最初,他们派出代表数人至洋人校长、院长处,提出的条件被拒绝,“校工大同盟”遂决定全体工友于清明节实施大罢工,并一律出校、离开医院。这天,突然间食堂无人做饭,房间无人打扫卫生,一贯趾高气扬、养尊处优的洋人当权者顿时陷入“绝境”。怎么维持学校教学运转?怎么诊治病人?情急之下,这班“圣灵”的传教士只好被迫低下头来,赶快请学生会组织炊饭团,请中国教职员组成洒扫队以解燃眉之急。实在撑不下去了,再敦请学生会协助从中调解,校方才勉强同意给全校工友适当加薪,这场罢工终于胜利结束,大长了中国员工的志气,大灭了洋人当权者的威风。
 
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经山东打到北京,推倒了北洋军阀政府,全国很快统一,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这时国民振奋,在青年人中兴起了反对旧传统、反对宗教的浪潮,河南、山东等地到处扒庙宇、拉神像;对外国办的教会学校更是反感,于是在全国掀起了收回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运动。1929年,因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而抢占我国土的日本侵略者撤走,中国政府终于收回济南主权,这又大大鼓舞了全市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秋季,济南各学校如期开学。
  10月下旬某日,罗世琦和张伯怀在参加了齐大校董会议之后回到学校,在纪念周上向学生传达了洋人要在齐大实施“乡村计划”、有神学院,以及师资实力不足、图书量少等原因,以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未得到批准的消息,学生大哗。10月27日,星期天,齐大校园突起风潮,学生们举旗敲鼓,在各条道路上结队游行。墙上、树上贴满标语,高呼“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粉碎奴化中国青年的教会教育政策”、“收回教育权”等口号。有人画了一幅“齐大被骡子(影射罗世琦)引错了方向”的漫画,攻击罗董事;张伯怀董事住房后窗被学生捣毁,并抛进一块大石头以示警告;校长李天禄博士也大受攻击,被说成无能,不能使学校获得立案。李校长对此一筹莫展,只好悄悄地逃往南京。
  上述内容的标语也贴到校门口和齐大通往圩子门里所必经过的新建门内南新街上,以扩大影响。这样搞了好几天,没有结果,学生乃正式罢课。校方于是把化学楼、物理楼各教室的门都锁起来,不让学生们在里面开会。罢课在继续,学生坚持斗争,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来全校工人,包括勤杂工、机器房和自来水房的工人都罢工,以支援学生的正义行动。接着,洋人家里雇的中国厨师、卫生工人也罢了工,洋人当权者便不得不自己擦地板,下厨做饭,非常狼狈。
  但是,校方仍把几个学生领袖关押起来,并开除了学籍,又搜查了学生会的办公室,还有几个人受到停学1—2年的处分,同时宣布齐大暂时停课。此时因校长李天禄已离职,乃由美国传教士施尔德代理校长。
  1930年秋,齐大又正式开学。孔祥熙部长受齐大之约出任董事长,孔又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当齐大校长,林济青任文、理学院院长,把神学院从形式上分离出去,并增强教授阵容和增添大量图书与教学仪器,才在1931年底立案成功,名义上算是收回了教育权,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医护人员罢工事件

  1929年11月,齐鲁医院护士因生活待遇低,又对食堂伙食差感到不满,而与院方交涉。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全体护士宣布罢工七天以示抗议。校方只好硬拉学生到病房护理病员,非常被动。
  齐大洋人当权者平素对中国工友甚为苛刻,压迫歧视亦重,致使他们只能住地下室或楼梯间,整日难见阳光;工薪每月9—15元者占多数(当时校长的薪俸每月4000至5000元),生活相当贫苦。医护人员和工友们久怀不满,力求生活能有所改善。医院工友们趁年假期间(1929年12月31日至1930年1月2日)向校方提出5个条件进行交涉:其一,每人每月加薪3元;其二,招、辞工友须得劳资双方协商同意;其三,为工会设办公室;其四,每月供给工会经费50元;其五,工会设办事员。结果校方只同意三、五两条,即可设办公室和办事员,其余有关“钱”的3条一概拒绝。于是全体医院工友200余名,在工会支持下议决“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自3日早起完全罢工。”他们组织纠察队员24人,监督工友谁也不许工作,团结一致争取合理权益。
 
\
外国医生在查房

  据《齐大月刊》和当时的报纸载:“该校自来水即刻断绝,学生饮食须自己下厨房。最感困难者,为医院中之70余名住院病人无人侍奉;其病势轻者,均已提前出院。病重者由院内的外国人及医生分班侍奉。有工人王永祥因家庭极端困难而擅自工作,被工会派纠察队员送到总工会。”校方紧急请济南市西南乡警察局派员强迫工友上班,均遭到断然拒绝。“校内电灯不亮,汽炉无火,已成黑暗世界。”罢工共坚持两个多月,因大多数工友实在无法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工友们被迫复工,罢工终归失败。
 
\
1924年外国学生公寓

  1930年春,齐大学生对校方诱迫学生信仰基督教反感日深。外籍教职员自认为地位优越,以学校创办者和主宰自居,趾高气扬,歧视中国职工,住房、设施、待遇相差悬殊,有天壤之别。外籍教授分住长柏路13座二层洋房别墅,连家中雇着为他们服务的中国厨师、工役月薪拿到700元;而中国同级教授却住在与洋人楼仅隔一条路的南面低矮平房里,月薪却只有300—500元。学生们对此早已十分气愤、不满,抱打不平,因而要求平等、民主,又掀起学潮多起,自然得到广大中国教职员工的感佩和大力支持。迫于压力,为维护教学秩序,缓解矛盾,校方作出适当让步,情况才有所改善。
 
“一二·九”爱国运动

  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继吃掉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侵入华北。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酋梅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又失去了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领土主权。华北危机,局势日趋严重。这些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攘外必先安内”荒谬政策下,一再“围剿”工农红军、对日寇侵略却步步退让造成的恶果。面临亡国的危险,全国人民发出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二·九”青年爱国运动在北平爆发。上万名学生不顾敌人和反动势力的威胁,又走上街头,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等爱国口号,并要求国民党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青年爱国大示威,又立即震动了全中国。北平学生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到达济南后,齐大学生率先奋起响应,全体罢课,到省政府请愿,并准备第二天参加全城学生的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齐大洋人当权派勾结了反动军阀出身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派出了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齐鲁大学,强迫学生解散离校,各自回家。其他的大中学校也遭到同样命运,因此这一次爱国反帝运动,在济南未能进一步开展。
 
抗战中的爱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齐鲁大学遵照政府全国大战略部署,内迁到大后方的四川成都继续办学,只派少数教职员留守济南,照看房产。不论在哪里,在共赴国难的道路上,他们都迸发出无比高昂的爱国热情,发愤图强,保持中华民族气节,经受住难以想像的战火洗礼,与侵略者拚死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期间,在成都办学的齐大师生,尽管远离前线,但时常遭到敌机的扫射、轰炸,平民伤亡惨重,战争就在身边、眼前。师生们恨透了日寇的兽行,同仇敌忾,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看报纸如同每天吃饭,一样不可少。大家争相分担订报费用,一下子就订了《中央日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等多种。那里每个人的脉搏和时局同一节拍,生活、学习与战争结合紧密,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尽上自己的一份力,早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困难激发了大家的豪情壮志,同学们从来没有一天读死书、死读书。前方的战事一吃紧,一定就有一批同学不是投笔从戎奋勇杀敌,就是卷起袖子献出自己的鲜血救助受伤的战士、同胞;最不济的也要上街宣传抗战必胜,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以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才觉得稍稍尽了点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
学生们在校园内举行爱国游行

  齐鲁大学与同样内迁四川的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所大学的学生,在成都成立了“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齐大医学院学生郭成圩(即郭号,中共地下党员)出任团长。他们组织开展多次义卖献金活动支持抗战。到市中心繁华地段,团员们向商家、路人募捐,民众都踊跃参加,无不慷慨解囊,为抗日救亡献出赤心。他们还邀请爱国的“布衣将军”冯玉祥副委员长到校作“坚持抗战到底”的报告;组织防护大队,抢救被日寇飞机杀伤的民众;上街讲演,并演出街头剧,教唱抗日歌曲,散发传单,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鼓舞军民士气,坚定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意志。
  迁到大后方的齐鲁大学,仍以经常闹学潮闻名,不过性质和内容与以前大不一样。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处处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张目,经常散布不利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言论,为他们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大局的恶劣行径辩解。这些自然受到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青年的批驳,因此斗争非常激烈。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博士担任齐大的训导长,感到对此局面无法调和与处理。他对人讲,实在无奈,常被逼得偷偷哭泣。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8月上旬,广大进步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斗争,大家团结一致,在爱国教职员工的全力支持下,最终把压制学生运动、有国民党背景的校长汤吉禾赶下台。齐大化学系校友、理学院院长、留美博士吴克明教授临危受命,出任齐大校长。这次斗争,进步爱国的师生取得完全胜利。
  留守在济南沦陷区的齐大师生也有许多值得赞颂的抗日爱国事迹。
  齐大医学院随校内迁四川后,因英美教职工和重要仪器设备(如X线机、电疗器、手术台、显微镜等)均安全转移到市立医院,得以继续为市民健康服务。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立即把精心保留下的医护人员资源和贵重设备转移回齐鲁医院,得以迅速顺利复院。
  杨德斋先生又名杨道林,山东省胶南县人,是留学美国的化学博士。他是一位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1928年学成后急于为国家服务,受聘于齐鲁大学理学院,任化学教授。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济南解放前,他一贯支持和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革命工作。这源于他在济南正谊中学(该校曾是党的秘密联络站和活动中心)教书时结识了当时的两位地下党员:国文教员王大彤和历史教员赵鼎夫,由于志同道合、过往甚密,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受二人影响,杨先生思想进步很大。
 
\
齐鲁大学实验室设备是当时全国一流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日本侵略军抢占了齐大校园和医院,杨先生作为留守人员坚守岗位,拒绝了为日军任伪职的高薪聘请,却主动与中共地下组织秘密联系,积极参与党领导的抗日活动,为地下工作人员买衣购物,多方予以帮助。为此,激怒了日寇,他被日本宪兵队以通共反日的罪名逮捕,投入大牢。一连三天拴着他的大拇指吊起来打,企图迫使他供出齐大校园里的抗日分子。杨先生正气凛然、宁死不招,坚持爱国贞操。敌人无真凭实据,无计可使,在地下党和朋友的帮助下,他终释放。
  杨先生宁折不弯,表现出高贵的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在白区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杨先生又舍命掩护被追捕的王大彤,安全转移到了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革命事业骨干力量的保存,做出了贡献。济南解放后,王大彤先后任市委宣传部科长、济南市教育工会主席,并创办山东省实验中学,任首届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51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调派王大彤到已被我人民政府资助的私立齐鲁大学任教务长,兼党支部第一书记,开创了齐大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他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杨德斋校长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充分依靠师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清除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影响,在领导思想改造工作胜利的基础上,顺利地按照上级意图,完成1952年9月的高等院校调整工作。齐鲁大学被撤销后,王大彤亲自带领生物、物理、化学三个系的大部分师生和教学设备,合并到了山东师范学院。后来他历任山东师范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党委常委,为山东师范大学的发展和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巨大贡献。
 
解放前后的爱国行动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密谋将齐大迁到南方。中共济南市委得知后,指示齐大总务长杨德斋联合进步教职工设法护校,虽未能阻止南迁,杨先生作为留守人员,仍保留了一批人员和物质,维护了齐大的房产和重要设备。解放后,他代理齐大校长,组织留守职工欢迎和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持办学并坚持招收新生,又增加高中部,还亲自兼任附设小学的校长,为兴办人民教育事业不遗余力。1949年夏,浙江、福建相继解放,迁往杭州、福州的齐大师生在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大力援助和支持下,先后返回济南,代理校长杨德斋全部加以妥善安置,并迅速复课。
  济南解放后,没有回国的外籍教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过低估计了中国师生们的思想觉悟,还想以美元作后盾,仗势要挟和欺骗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其中,贝雅德在“李贝事件”和“侯贝事件”中的惨败,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
1940年代齐鲁大学校园全景

  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齐鲁医院骨科主任、英籍教授贝雅德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反动立场,进行崇美、恐美宣传,企图抵消党的领导作用,并为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辩解,表现相当猖狂。他在工作中一贯飞扬跋扈,看不起中国医生。有一天,中国籍外科医生刘福龄已安排好了手术,贝雅德为了抢先做自己的手术而无道理地强行停止刘的手术,并恶语伤人,引起医院同仁的愤慨和实习医生的强烈反对。贝雅德又到齐大学生会强迫学生们支持他,结果更激起了师生们的抗议热潮。这时已被教职工一致推举为齐大的校长杨德斋博士,当着齐鲁医院赵常林院长的面严厉批评了他的过错。最后,贝雅德不得不撤回原来的决定,当面向刘福龄认了错。这就是校史上的“刘贝事件”。
  同年6月,齐大医学院张汇泉院长要聘请1935年毕业的老校友侯纯之为外科教授到齐鲁医院工作,这又遭到贝雅德的反对。他威胁赵常林院长说:“侯纯之若来校,将降低医学院之质量,齐大从此休矣;侯若来,教会方面将停止对本校的经费支持;外科一直反对侯来校;若必聘侯,则外科全体及我本人将离校。”他甚至对杨校长狂妄地声言:“聘书只是一张废纸!”可是,令贝雅德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他的言行引发了全校师生更激烈地抗议和谴责。为此,怒不可遏的杨德斋校长在化学楼(今教学楼三楼)333教室召开大会,向全校教职工通报了事情的全过程,并义正词严地驳斥贝雅德:“美元之有无不能左右本校之存亡,谁走?请便!”最后,贝雅德哑口无言,面红耳赤,只好认输,再次败下阵来,向校长、院长道歉了结。“侯贝事件”大长了中国职工的志气。
  报道此项消息的《齐大校闻》1950年第二期上,大字标题赫然印着“齐大在反帝思想、反封建残余意识、反宗教关门主义斗争中昂进!”
  杨德斋校长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支持齐大师生反帝爱国行动的事迹,受到齐鲁大学师生和齐鲁医院医护员工的高度称赞,一直传为美谈。
  1951年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鉴于外国教会断绝齐大的财政来源,根据政务院有关规定,出资援助了齐鲁大学和医院。同月18日,杨校长遵照上级指示,让医院派出沈元津、米嘉祥、王其昌、王宝华等医护人员,参加了山东省首批抗美援朝医疗队,分赴山东7个后方医院工作;5月又派出曹献廷等人参加山东省第四批抗美援朝医疗队,赴兖州野战医院工作;7月,杨校长又转发省卫生厅文件,让齐鲁医院立即设150张病床收治志愿军伤病员(前后共接纳1774名,均治愈出院),同时发动齐大师生和齐鲁医院医护员工捐献财物、献血救济,大力支援抗美援朝运动。9月,在杨校长全力配合与安排下,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齐鲁大学与齐鲁医院。这座全国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府,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1952年8月,正值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结束前夕,作为齐大最后一位校长,杨先生任期临了之时,又按上级指示派出沈元津、李幼群、张爱华、王书轩等医护人员参加华东地区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朝鲜前线进行医疗救护,由于表现突出,人人立功受奖,为祖国、为齐鲁大学赢得了荣誉。
  杨德斋校长始终依靠党的领导,其一次次壮举善行无不展示了他赤心爱国的优秀品格,都将永载青史。
 
·全国政协 ·山东政协 ·济南市政协 ·市中区政协 ·历下区政协 ·槐荫区政协 ·天桥区政协 ·历城区政协
·长清区政协 ·章丘市政协 ·济阳县政协 ·商河县政协 ·平阴县政协 ·济南市政府 ·济南市人大 ·中共济南市委
        
您是第:位来访者
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版权所有 ©  CopyRight 2005
电话: 0531---66601529
海右天泰传媒公司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