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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任远旧居
戴永夏

  2015年6月的一天,我乘76路公交车外出,当车子行至经五路与纬一路交界处时,抬头往车窗外一看,一处挂着“济南日报社宿舍”牌子的小院猛地映入我的眼帘。正对院门的一扇绿门上,赫然贴着“面馆”两个大字,正无声地向人们招揽生意。啊,这不是任远先生的旧居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济南著名作家任远就居住在这里。想到这当年翰墨飘香、文友雅集之地,如今却变成杯盘狼藉、食客喧闹的场所,我不胜今昔之叹,也不免黯然神伤,许多与任远旧居有关的往事,倏然涌上心头……
  我是上世纪70年代跟任远相识的。从那时到2001年他去世,他先后搬过三四次家,其中三个地方我曾去过,而且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第一次去任远家,是在1976年夏天。那时我在市革委知青办工作,按当时的知青下乡政策,任远的三个子女有一个可以留城安置。可他在一个儿子下乡后,又让另两个子女也报名下乡,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知青办领导要树个先进典型,便派我去采访任远。
  当时,任远一家五口人,住在经五路的一处只有20多平方的木结构房子中。当我来到他家时,第一感觉是房子破旧简陋,走在凸凹不平的木头地板上,脚下还“咯吱咯吱”直响。屋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只是几件普通的床铺桌椅。那天任远一个人在家,他非常谦和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让他补充有关材料时,他却婉然谢绝了我的要求,只是淡淡地说,响应党的号召,送孩子下乡务农,这是公民应尽的义务,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不值得宣传。再说,让孩子下乡锻炼,也是一件好事……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却第一次认识了任远——一个自觉响应党的号召,做了好事却不愿扬名的人。
  大概上世纪80年代初,任远搬到经五纬一路济南日报社宿舍(即我坐车看到的“面馆”),一处两间半居室、50来平方、位于一楼的住房中。这固然令“全家欢喜,心中也充满阳光”(任远语),但新居的条件仍然较差。任远在《旧居三章》中曾写道:“我的居室不仅狭窄,而且恰恰缺少阳光。特别是在冬季,人们最需要太阳的时候,只有午前半小时才能够见到阳光。起初,老伴腿疼、腰疼、胳膊疼,便唠叨成年住这不见太阳的房子,不这疼那疼才怪呢。当时,我还有点不以为然,待离休后,我也一天到晚住在家中,并且也患了腰疼病,才体会到老伴的唠叨并非没有根据。”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居室里,任远含辛茹苦,辛勤笔耕,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而且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
  任远的这处旧居,距离我家和单位都比较近,所以我曾去过多次。在这里,我向任远求过教,跟他谈过心,论过文,吃过饭……其中有两件事,我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1986年,市里要拍一部宣传济南的电视纪录片,宣传部领导把编写电视脚本的任务交给了任远和我。任远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不但对济南风情了如指掌,有关济南的电视脚本也写过多部,而我却是这方面的新手。在编写过程中,我曾几次登门,在他那半间只有七八平方、拥挤而又阴冷的“书房”里,同他商量写作内容,向他学习分镜头脚本的写法。正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执笔写出了《泉城济南》的电视脚本。
  然而,这部电视纪录片拍出后,打着“北京电影制片厂”招牌的摄制者们(事后得知是假冒的)捞了个钵满盆满,而花费大半年时间、付出大量心血的任远和我,却没有得到分文报酬。我对此很感不平,曾几次登门跟任远商量,想找北京的摄制者们讨说法,但任远却大度地劝我别计较了,片子能播出来得到社会认可,达到宣传目的就行了。他就是这样,为他人、为集体做事,可以不遗余力,拼上命去干。但对个人得失,他却从不计较。“吃亏”对他来说,已成为忠厚品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一次,一家刊物的编辑来济南出差,任远在家中宴请他,让我去作陪。这样的请客,在他已不是一次两次,自掏腰包不说,还让身体欠佳的夫人梁老师也跟着忙里忙外,准备满桌的饭菜。当时任远已经是济南市文联副主席,按说可以公费请客,这在当时也已成惯例,然而他却不愿这样做。正如跟他共事多年的诗人郭廓所言:“这种时刻不忘要为公家节约每一分钱的美德,可以说在他身上达到了极致。更可贵的是,他一生洁身自律,始终如一。”(郭廓:《仰望“北方的榆树”》)
  2000年,任远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搬出狭窄的旧居,搬到英雄山路南头济南市文联新盖的宿舍。新居面积一百多平方,周围环境也较好,他的生活和创作条件都有了较大改善。然而,条件虽然好了,任远却依旧忙碌,依旧劳累,工作负荷甚至超过以往。更为遗憾的是,他在这最后的新居住了才一年多,就在劳累中与世长辞。
  任远搬进文联宿舍后,我只去过两次。而最后一次见他,离他去世只有两三个月时间。
  那是2001年5月,省里组织编写一套《山东自助游》丛书,济南的8本书稿由任远和徐北文先生担任主编,我则承担《趵突泉》一书的撰稿任务。
  6月12日,我带着刚写完的《趵突泉》书稿,骑车来到位于十六里河的市文联宿舍,第一次走进任远的新居。在他工作的大厅,我俩交谈了一番。当时,这套丛书的四五部书稿(约七八十万字)都陆续交到他手中,他正夜以继日地看稿,工作十分繁忙。而这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除时而复发的冠心病外,两腿也行动不便。但他仍不肯休息,带病坚持工作。
  大约两个多月后,我又登门去取任远看过的书稿。我原以为他这当主编的,只象征性地看一下稿子,然后在书上挂个名即可。然而我接过书稿一看,却大出意料。我这本10多万字的书稿,任远不但仔细看了,还进行了认真修改,订正了许多不易发现的错误。对其他几部书稿也是这样,每一部他都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改加工。个别水平较差的,几乎每页都有他精心修改的笔迹。可想而知,他为这套丛书的编写,付出了多少心血!对此,他的夫人梁玉洁了解得更为真切,她在《无尽的思念辛酸的追忆》一文中沉痛地写道:“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你这次住院前,连续几天发高烧,医生让住院治疗,你牵挂着正在审阅的一部丛书书稿,坚持在家打吊针。这时你已几天很少进食,身体十分虚弱,可在打针间隙,你仍拖着病体去伏案看稿,直至全部审核完毕,你却再也支撑不住,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可谁能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更没来得及看到你亲自审阅的这最后一部书的问世。”可以说,为了这套丛书的编写,任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然而令人寒心的是,这套丛书出版后,主编的名字却换成了某领导,而呕心沥血编完这套丛书的任远却成了该书“顾问”。对这样的不公,任远自然已无法知道。但我想,即使他生前能够知道,也不会为此去争的。因为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他一贯的做法。正如著名散文家杨绛所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这话用在任远身上,不也恰如其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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