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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济南市情札记
张世镕

老济南的街道建设
  (一)城市建设的硬件

  老济南的街巷布局好处之一:绝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平房,邻里之间,来往方便,相互照应。尤其是住在同院的,关系更为亲近。这种“左邻右舍,对门合户”有利的街巷地理条件,加上老济南传统的睦邻美德,给人们一种幸福感和安全保障。以致老济南有种说法:“远亲不如近邻”;还有人再加上一句:“近邻不如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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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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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庄旧影
 
  以老济南商埠三公里长的魏家庄为例,笔者曾长期在这条街上居住,深深感受到“左邻右舍,对门合户”地理优势,以及街巷其他功能的深切利益。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所谓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街坊邻居你帮我我帮你,同甘共苦,创业谋生。各各在街头巷尾,因地制宜,或摆摊设点,或流动服务,亦工亦商,维持生计。就这样,魏家庄的父老乡亲们,同心协力,一起奋斗,共渡了那几年的贫困生活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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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司街地图

  这一切,除了受益于政府的领导、世代相传的良好民风、社会的集体力量协助,以及各家各户的主观努力外,作为硬件,要归功于魏家庄的大街小巷利好布局,及其持续发展的经济潜力。回顾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魏家庄的工商业发达,极盛时期,店铺数以百计,并且形成若干著名的老字号。再看现今,当地万达广场的魏家庄和民康里商业步行街,那一带的建筑群和交通要道等等盛况,总体上,还是沿袭魏家庄大街小巷的原有格局。这也可以看出,老济南魏家庄大街小巷的存世价值和生命力。
  老济南能够拥有魏家庄这样的大街小巷,绝非偶然。它和老济南的其他名街名巷一样,系天时、地利、人和等众多历史因素,合成的一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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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府前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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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司大街旧影
  (二)著名的布政司街

  如果把魏家庄大街小巷,作为老济南商埠这个新兴地区代表的话,老济南旧城(俗称城里)的大街小巷,不妨以约有半公里长的布政司街为代表。布政司街,今称省府前街。那一带,早就是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当地的大街小巷,几百年前便已形成规模。应该说,这和街名的由来,有很大的关系。
  布政司,官署名称。原称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也称藩司、藩台。明朝的官制,改元朝的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的省会由青州移至济南。布政使司的衙署新址,设在原名宪衙街(又名同知巷、澄清里)的地方,从此,当地的名字改称布政司街。
  据老友唐景椿先生《老济南街巷》记载:明朝布政使司衙署所在之处,“从南北朝(公元505年前后)又历隋、唐、元、明、清都是济南和山东省高级衙署驻地”。清朝的布政使司在此办公时,特意把街名称作布政司大街,俗称大布政司街。而把布政使司衙署门前的东西方向街巷,命名为布政司小街,俗称小布政司街。小布政司街东段,今称省府东街;西段,今称省府西街。

  (三)街名和衣食住行

  老济南大街小巷的建成,无不以人为本。有些街道及其名称,更是带有人们的衣、食、住、行特点。诸如,估衣市街、织纺街、制革街、制锦市街、锦缠街、菜市街、菜园子街、东杆面巷、舜井街、剪子巷、篦子巷、筐市街、馆驿街、车站街、马市街等。
  老济南大街小巷人性化的地名,包括着许多的姓氏。这些街巷及其姓氏地名,也和魏家庄的经历一样,都有来路,历史悠久。其中,不乏远在明代就有的街巷。诸如尹家巷,“明代正统十三年(1448 年),进士尹旻曾在此居住,官至礼部尚书”;金家胡同,“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年),御史金成之姓而命名”;江家池街,“明历城举人江浚曾在此建房居住。江浚官至陕西按察副使”;高都司巷,“该街是因曾有一高姓的都司在此居住而得名,高都司街名始自明代”;曹家巷,明代崇祯《历城县志》称“明代曹姓在此定居后,形成街巷,故名”;洪家楼,“民间传说,明代末年(1644 年)为权贵洪延龙所建,当时这个恶霸把他的两层楼房,建成专门用来寻欢作乐的黑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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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衣市街旧影
 
  清代以来的姓氏地名街巷则有:陈家楼,原称瓜王庄,清代同治年间(1868年前后),陈姓人家种瓜致富,重修宅院,门楼高大,故名;穆家园街,原为穆姓人家种植的菜园,后来形成街巷;大梁隅首、小梁隅首,传为“有一梁姓大户人家较早在此居住”;徐家花园街,“传说,民国六年(1917年)任旅长的徐鸿宾,买下十亩地建私宅和花园”。
  此外,还有城里的徐家胡同、沈家胡同、皮家胡同、唐家胡同、蒋家胡同、史家胡同、孟家胡同、孟家巷、苗家巷、王家巷、柴家巷、郝家巷、冉家巷、丁家场街、焦家隅首;商埠的魏家庄、刘家庄、梁家庄、丁家崖、韩家窑、毕家洼、王家巷、刘家巷、穆家楼等等。
  如此众多的姓氏地名街巷,及其情形各异的时代背景,实在为老济南平添了大大一笔人文色彩。根据《济南地名录》、《济南老街史话》等文献资料的有关记载统计,济南街巷等地名包括的姓氏,多达225个。其分布之广,泛及整个济南市区。诸多信息可以使人看到,千百年来,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分布状况,以及有关地方的巨大变迁。
 
老济南的书店行业

  (一)文化名城的一宝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书,可以说是她的一个文化标志。各种有益身心的书,鼓舞和引导着千千万万的济南读书人,学以致用,事业有成,为城乡建设作出莫大的贡献。其间,书店的兴起和繁荣,在老济南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业绩。
  笔者从前上过私塾,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全是16开、线装、向右翻页的书本。书本色彩单调,用纸脆、薄易损,白底,繁体黑字,竖排,印刷粗糙;封面,俗称书皮,多用土黄暗淡颜色纸张;书名,不是黑字的就是红字的。早年书店里销售的书籍,尽是些那种陈旧、简陋的格式。抚今思昔,那般原始风味、因袭守旧的一切,是怎么过渡到今天读书的大好局面呢?请看咱们济南书店跨世纪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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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图书社旧址

  据记载,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老济南的书店集中在城里布政司街一带(今省府前街、省府东街)。曾在大布政司街营业的书店,有15家;小布政司街,有25家。当时,这一带简直可以称为“书店街”。
  小布政司街,一度书店密集,有的地点是路南路北店家相望。在大布政司街,若干书店相距也近,像当时门牌69号为1935年开业的中兴书社,74号为1929年开业的志成书局,95号有一家1941年开业的同文信书店。
  “书店街”最早的一家,要数小布政司街的翰文斋。它设于清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系北京老字号翰文斋的济南分号,以收购古书为主要业务,兼营图书发行。后来,这家书店迁至小布政司街迤西的鞭指巷28号,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歇业。

  (二)最早的文化市场

  当时,各家书店经营的古、旧两类书籍,古书,一般指清代和清代以前刊刻的木板线装书;旧书,多指晚清以来石印、铅印的书籍和回收、返销的书籍。“书店街”的少数店家还兼营碑帖字画、文房四宝、珠宝玉器,以及当时称为古玩的古代文物。小布政司街的这类店家,有中兴号、逢源阁等。
  单纯经营古旧书籍的店家,店史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的有:宝丰斋、古欢堂、三益斋等10余家。进入30年代仍然营业的书店,有小布政司街的尚志堂,大布政司街的承文新、大新书局等。其中,有的书店很有特色,例如由山东济阳人王迺蓬经营的蓬莱书店,以出售古旧书的地方志为主。
  济南的“书店街”,这一文化景观的出现,决非偶然。布政使司的一班政界人物,多为文人雅士,喜爱书籍文物,而前来和他们交往的人士也都爱逛书店,这也可以说是当地书店兴起和繁荣的一个原因。布政司街地处旧城交通要冲,加上当地商业、文化、教育发展很快,逐渐形成较为繁华的街道,书店、文物店也就应运而生,成为济南最早的文化市场。历经明代、清代,以至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大、小布政司街长期成为济南书店、文物店集中地区。这片文化市场早期的整个场址,包括了芙蓉街、后宰门、辘轳把子街、曲水亭、院西大街。

  (三)书店行业的兴盛

  据1927年《济南快览》记载,“书业自以上海商务印书分馆为最大,每年营业达十万左右。次之则为中华(近因劳资冲突,宣告停业矣)。中华并无分局在济南,由教育图书社代办之。教育图书社者,为全省教育界同人所组织”。
  当时,济南的著名书店,城里有院西大街43号的商务印书馆,1907年开业;芙蓉街的教育图书社,创建于1913年;西门大街21号的世界书局,1925年设立;西门大街5号的北洋书店,成立于1933年;西门大街的艺德堂,福聚堂兼国民书局;后宰门的山东官书局;大布政司街的双和堂、天成堂;小布政司街的蓬莱书局。商埠有纬四路的文海堂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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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万万的济南读书人

  济南开辟商埠,书店行业迎来了发展良机,新开设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计有:经二路纬一路的青年书店、远东书店,纬三路的达文书局,纬四路的北方书店,纬五路的文泉书店、大化书社,小纬六路的振华书社,经三路纬一路的翠宝斋,纬四路的德文斋,经四路纬二路的永昌书籍文具店,经七路纬一路的许和昌书局,纬三路的复德书局,以及大观园的大华、德华、印锦堂、福记新新、生华新记、玉光书局、信成书铺等,新市场的华兴堂、天成玉、恩记書局、董兴勤书摊、裕记书摊等,萃卖场的艺文、鲁兴、友文书局等,西市场的瑞云、志恒书局等。
  其间,济南的书店行业与时俱进,更新换代,无论书籍本身的编排印制和店铺业务的经营管理,都大有进步。源源不断的各种新书,受到济南广大读者的欢迎。
  据1989年济南出版社《济南出版志》记载,“到抗日战争开始,全市经营新书的业户达34家,发行业蒸蒸日上,图书市场一片繁荣。日伪统治时期,有些书店倒闭歇业。抗战胜利后,又出现一些新店。至济南解放,五十多年的时间,先后成立了117家新书发行店铺”。
 
老济南的慈善事业

  (一)慈善事业新篇章
 
  20世纪期间,山东尤其是济南的慈善事业卓有成就。以笔者亲身经历的事例来说,70年前,曾跟随一支救济队,前往救灾的现场。先后到过黄河水灾区、大观园火灾区等处,有关这些灾区的救灾情形,记忆犹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可谓多事之秋。时值8月,先是长清县遭遇水灾,继而黄河下游发生更大的灾情。山东卍字会(又称世界红卍字会全鲁联合办事处)救济队,当即奔赴灾区,开展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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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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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会救济队
 
  在泺口灾区,远远望去,一片汪洋。洪水汹涌地湍动着,波光屋影,隐隐约约能够看见,有些灾民躲在刚刚露出水面的房屋顶部,像是在招手,在呼救。救济队员们迅速分工,一面给高坡安全地带的灾民分发干粮,一面找船营救困在水中的危难灾民。经过一天的奋斗,大批大批的灾民总算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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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会在凤凰山救济长清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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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红卍字会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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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庄树德里9号济南律师公会会址旧影

  关于这次救灾的详情,王林先生著《山东近代救济史》记载:“1937年8月初,济南市长清县境内的玉符河决口,……灾民十余万,扶老携幼争避于凤凰山、标山等处。未几黄河下游又决口,被淹区域达八九县之多。水灾发生后,全鲁卍联处救济队即刻投入救济工作。从8月13日至9月31日,共救男女大小难民19503人。同时,与济南市政府商定,由市政府设立灾民收容所4处,对居无定所的灾民进行暂时收容。全鲁卍联处除担任救济外,并帮同市政府办理收容事宜。收容灾民到所招待二三日,转送泰安、兖州等县收容。自8月16日起至9月14日结束,共送入收容所之灾民为5534人。全鲁卍联处自8月15日至9月14日办理水灾赈济,计分五区:一济南市区、二历城西北区、三历城东北区、四黄河下游区、五鲁西灾区。除鲁西灾区不计外,共赈济灾民92822人,计施放赈米58700斤,馒头锅饼等食物84100斤,十滴水等药品7800余瓶,救济丹1200余包,国币500元。”

  (二)收容难民上万人

  当时,由于担任山东卍字会会长的父辈,都是当地一些团体的负责人,他们所辖的部门协作方便,有的灾民收容所,也就应急设在和父辈有关的单位里。它最早的一处,位于商埠魏家庄树德里9号,济南律师公会院内。笔者跟着父辈去看望过灾民,院内东面的一排办公室,全部腾出作为灾民临时宿舍;灾民虽然席地而睡,但都能供给厚厚的被褥铺盖,并提供饮食;患病的灾民,还能就近到山东卍字会诊所免费就医。
  济南律师公会这处接待水灾灾民的收容所,刚刚完成接待任务,清理好环境,未等恢复办公室使用,就接到收容兵灾难民的新任务。
  对此,《山东近代救济史》一书,也记载了那次整个救济兵灾难胞工作的始末:“水灾救济刚刚结束,兵灾又起。因日本侵略华北,河北静海、马厂、青县、沧州、东光一带难民大量涌入济南。从9月14日起,全鲁卍联处分派各队长带领队员、夫役,开始接待过境难民,或供给食物,或给川资。截止10月8日,共接待过境难民63973人。自10月9日至11月13日,共接待平津流亡学生842人。两项共计接待64815人。由于大量难民滞留济南,而省政府又不允许收容难民,经全鲁卍联处总监理张星五与省政府磋商,最终允准红卍字会设立临时难民收容所。自10月11日起,先后成立临时难民收容所39处,分所2处。至1938年3月31日遣送完毕止,共计收容难民39709人。另外,泰安、羊楼、范镇各队设收容所18处,收容难民10445人。全鲁卍联处各收容所收容之难民,俱由红卍字会供给饮食,并备棉衣被等物,以资御寒”。

  (三)救济队随时出发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大观园商场接连发生两次火灾。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15日,笔者曾经跟随卍字会救济队,去过大观园刚把大火扑灭的受灾现场。当时,大观园的商业布局,南半部称为内场,包括第一剧场、大观电影院、共和厅等;北半部则称外场,多为小店小摊。致灾原因,说法不一,一说“发生在剧场上演《火烧红莲寺》之际”。火情蔓延到外场的所有店铺,都被大火烧得墙倒屋塌,简直成了一片焦土。
  救济队寻找受灾的人家上门慰问,征询需要什么帮助,尽力开展救济。
  此外,更早的时候,济南也时有灾害发生。其中,听父辈讲述的“五三”惨案救灾状况,印象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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卍字会第二医院救济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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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五三惨案遭日寇炸毁的民房和难民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北伐战争如火如荼,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侵略我国。1928年,在济南发生震惊世界的“五三”惨案。日寇疯狂地杀害我国同胞,尸横街头,受伤的军民也多。当时,卍字会派出几支救济队抢救伤员,掩埋尸体。
  据当时的报刊报道:“1928年,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事变发生后,济南红卍字会派出救济队分别救护商埠和城内居民,救治受伤兵民、掩埋死者;并从东北运到红粮7000余包散放于贫民”;“此次事变共计收容伤兵民1200余名;治疗受伤的兵民约900名;掩埋死难兵民500余名;发放赈款12464元”;“又会同各团体与日军交涉营救被扣押的国民党军团营长官,护送被难国民党军九百余人由青岛乘轮赴沪。济南分会还派员调查伤亡及房屋被焚之灾户,共发赈济洋一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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