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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被日本人杀害的先父刘耀东
刘 漪口述 杨文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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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东生前照片

  父亲刘耀东1892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康家庄,是辛亥革命先驱及杰出领导人之一的刘冠三的长子。祖上几代贫穷,除耕种几亩涝洼薄田外,靠手工磨面为生。直到其祖父刘成德持家时,因为一次偶然机会得到一位仗义疏财的客户相助,得以买驴推磨、耕种,生活才开始好转。青少年时期,父亲受到浓厚的革命思想影响,成人后,投身革命实践,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最终遭到杀害,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受父影响投身革命

  父亲投身革命与祖父刘冠三的影响直接有关。祖父自幼参与农活,读私塾时勤奋好学,是一个平易近人、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知识青年。1899年,高密数百乡民为维护自身利益,发起阻止德国人修筑铁路的斗争,祖父积极参与其中。少年时期的父亲耳闻目睹父辈们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和教育。1902年,祖父来到济南,父亲刘耀东随之在济南上小学。祖父在省城济南先后创办山东省第一所盲哑学校、山左公学及山东省第一份通俗文体报纸——《山东白话报》,宣传新文化,抨击清政府对内愚弄人民、对外丧权辱国的腐败政治,后秘密加入同盟会。因受到当局打击,1907年,祖父离开济南,后又参与创建青岛震旦公学,成为革命党的机关和重要据点。在青岛期间,由于组织开展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的宣传游行、罢工等活动,祖父再次被通缉。此后,祖父改变斗争策略,“欲尽求豪杰入党(同盟会)”。从1909年1月起,携带《三字经》等书籍,徒步推着独轮小车,以游学授徒为掩护,开始了历时两年多的万里行程,途经7省200余县遍访革命同志,宣传同盟会主张,试图唤醒民众,共同推翻帝制,以传奇经历和业绩奠定了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父亲刘耀东的成长深受祖父刘冠三革命实践的影响,他自幼耳濡目染,逐渐成长为一名爱祖国、有志向的知识青年。1912年,袁世凯窃取总统后,力排异己,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商震因反袁被捕入狱,并被决定处决。危急关头,祖父刘冠三大义凛然以子易囚,用父亲换取商震出狱。后来,又设法使父亲脱险。这一事件中,父子二人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令人敬佩,一时传为美谈。之后,祖父刘冠三仍坚持反袁,遭逮捕入狱,幸经营救脱险,但遭袁世凯驱逐出京。之后,举家迁往袁的亲信陆建章任督军的陕西,并受其监管。为消除陆建章的怀疑,祖父把祖母、父亲、姑姑刘耀西及祖母的娘家人等一同带到陕西,客居在泾阳县云阳镇仁和村(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及陕北丘陵地区,以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父亲随祖父来到陕西,共同策划反袁倒陆(建章),振兴陕西革命。当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祖父回山东,继而追随孙中山去广州。父亲仍留陕西与革命党人于佑任、景定成、胡景翼等继续开展反袁斗争。
 
登封任上

  民国成立之后的1922年,父亲刘耀东,就任河南登封县县长,一家四口从此离开陕西。父亲在登封县任职13个月,除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做了倍受当地百姓称赞的四件大事。
  首先是消除匪患。1920年,军阀混战,时局不稳。兼之这一年夏秋之际,豫西大旱,天灾人祸叠加,致使这一带土匪蜂起,形成空前的匪患之灾。豫西登封是匪患的重灾区之一,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民众深受其害。消灭匪患成为当时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父亲任县长后,率领登封县保安团并联合地方民团,开展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当时的大土匪孙殿英,经过父亲的大量工作,归顺国民党。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登封境内匪患基本消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其次是兴办学堂。父亲上任之初,登封县新式学堂数量非常少。父亲任县长后,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戌学制,大力发展新式学堂。1923年,主持创办登封第一所师范学校,之后又在登封重要乡镇告成、大治、颍阳、江左等创办国民小学,时登封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因此立碑以颂其事。
  第三是补印县志。登封历史上曾多次纂修《登封县志》,其中以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清代著名文学家、方志学家洪亮吉纂修的《登封县志》最为知名。该书刻印后印板一直存于县衙之内,因房屋多年漏雨,损毁10多块。父亲见此情况,召集本县乡绅收集原书,补刻损毁的印板,并大量重印《登封县志》。日寇侵华时,县志印版被毁,而刘耀东印制的《登封县志》保存至今,对保存登封的珍贵史料,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兴办平民工厂。登封地处豫西山区,历史上经济比较落后,工业基础更为薄弱,平民生活非常艰辛。1923年,决心改善平民生活水平的父亲,在登封县城东关主持开办平民工厂,生产布匹、袜子、毛巾、地毯、桌单等,解决了部分平民生活无经济来源的问题,并利用工厂的利润救助百姓。平民工厂一直持续办到1948年登封解放。
 
反张宗昌斗争前后

  1923年冬,父亲从登封县离职,先回山东,随后去北平照顾祖父。1925年7月,祖父去世,父亲再次回到山东。当年10月,任平原县知事。
  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联军北伐进攻山东,张宗昌节节败退。为保住济南,张宗昌卖国求荣勾结日寇,日军入济,制造出了震惊全国的“五三”惨案。蒋、冯联军绕过济南继续北进,张宗昌向北逃窜。4月,父亲为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率领当地军民扒毁平原县境内的津浦铁路部分路段,欲待张宗昌北逃时将其活捉。张宗昌狗急跳墙,突袭平原县,修复铁路而最终逃脱。父亲作为一个文职官员敢于挺身而出,愤讨民贼的壮举,全国报纸均予报道赞许。安葬祖父之后,父亲任冯玉祥所属的三十九师暂编第一旅旅长,后被蒋系将领陈调元缴械关押入狱,数月后获释。1930年,在山东兖州为蒋介石招兵,被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逮捕,由兖州徒步押往济南。家人典当财物,最终将其赎出。之后,去过陕西、河北、河南等地,在于右任、冯玉祥、商震、杨虎城等处协助做些工作。每年春节回家住上几天,在家时他总是书报不离手,对孩子们谆谆教导。1933年,在河北省政府任参议。
 
勇揭日人阴谋

  1935年,日军为侵占中国领土,阴谋策划了河北省香河县自治的“香河事变”。事变发生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派父亲前往调查真相。10月23日,父亲带3名卫兵抵达香河,当即约见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受日人指使的汉奸武宜亭,并当面告知:“本人除奉命调查情况外,并受河北省政府指派暂代县长职务。”当日下午,武宜亭以个人名义于聚贤楼宴请父亲及日本人西村。宴会先以会议方式进行商谈,父亲说明来意,拟即日接任县长职务。武宜亭说:“政府为政,自以民意为依据,君虽奉命接任,恐为民意所不容”。父亲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历数武宜亭借减税为名,行“自治”之实等卖国罪状。武宜亭理屈词穷,目瞪口呆。日本人西村索要委任状,父亲随即取出,竟被西村当众撕毁,双方随即决裂。武宜亭示意动手,父亲被打,急呼“来人!来人!”父亲带来的3名随从赶忙登楼,不料遭到对方开枪射击。随从一死两伤,父亲则被打倒捆绑,后又被扣押。商震得知消息后,迅速向报界公告香河事变,引起全国震动和关注。经斡旋交涉,最终父亲按照河北省政府的安排,含恨于11月7日离开香河回河北省政府。
 
积极反日被残杀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由北平回到济南,告诉我们:这次战争不是一两天就能结束的,你们去陕西上学,那里有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和朋友。我们到了西安就乘大车去泾阳县仁和村,安排好嫂子和弟妹。我去西安考入了陕西省立女子师范,明禅兄去了泾阳县安吴堡,上了共产党在那里开办的学习班。日军由北平逼近济南,父母亲11月份也乘难民车到了西安。12月底,父亲把明禅兄从安吴堡叫回来说,自己要去北平搞地下工作。当时,哥哥表示仍然想回安吴堡。而父亲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都走了家谁管呢?我年纪大了正是报国的机会。此后,父亲赴沦陷区工作(据查资料表明,父亲当时在国共二次合作团结抗战政策下为抗日而设的军统组织工作)。就这样,父亲新年前未能回家就踏上征途,由河南新乡穿过火线,月余到达北平。接着,在北平不到一年回到济南,以开旅馆为掩护做地下工作。
  1941年初冬的一天,来了一个警察要我父亲跟他走一趟。据悉,当地的公安局局长也同时被带走。到晚上10点,父亲还没有回来。事后,听说父亲所在的情报站24人全部被日本宪兵逮捕。父亲被捕后不几天,来了一位自称是朝鲜人的便衣宪兵,带来父亲写的纸条说:“还没审讯,现在被押在日本宪兵队,家里人要耐心等待,不要找人说情,更不要乱花钱救我。”这个日本宪兵会说中国话,据他说父亲这些人是搞情报的,出来很难。从那以后,这名日本宪兵陆续为父亲和狱中在济南有家的难友传递信息、捎带东西。
  1942年初的一个寒夜,那个朝鲜人又来了,进门就说这是最后一次到这里,并说父亲他们明天上午9时会被送上“军事法庭”。那个地方在经六纬八路以西,如果要见父亲可在街口等候。第二天一早,家人在纬八路口等待。约9点多钟,开来了两辆囚车。家人紧跑几步,看到父亲穿着大衣,戴着礼帽走下囚车。其他难友接着一个个走进“法庭”。这是我生平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又过一天,家人到“军事法庭”的门口苦苦哀求哨兵,询问父亲去向。站岗的日本兵说了声:“北平的去了。”但家人在北平各监狱都没有查到父亲的下落。
  抗战胜利后,山东省政府对情报站的24人以失踪对待,说他们正在查找,要我们耐心等待,偶而给我们几袋面粉打发度日。以后,听一个同学说,他家房客中曾有一个在日本军事法庭当翻译的人,陪审过这24人的案子,并说他们都是爱国的,遭到严刑拷打也宁死不屈,结果全部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根据有关资料,我们认为父亲遇害的地点是在琵琶山的万人坑。父亲为国捐躯时,年仅49岁,尸骨未存。
  1947年4月,在济南铁路局警务处大礼堂举行历年在鲁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全山东济南、泰安、兖州、潍县、青岛、德州等处各地下机构均先后被敌伪破获,各地工作同志大半均遭逮捕,经严刑拷打致死者有之,辗转死亡者有之,生死不明者有之),由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主祭,并发烈士证、遗属证及一次性抚恤金,包括父亲等在内的抗战地下工作者的贡献终于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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