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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侯健存的故事——兼记齐鲁医院三位赴延安的“红博士”
田道正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齐鲁医院人都没有忘记在那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大学一起内迁到四川大后方坚持办学,努力保存和培养高等医学教育的精华,而她的三名毕业生,医学博士侯健存(立山)、魏一斋、金茂岳更是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直接为抗战服务,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当荣载青史。下面的故事就记录了这个奇迹。
  同名同姓的大有人在,但同为爱国人士、医学博士、著名专家的两位侯健存,却是仅有的一例。侯健存(立山)、魏一斋、金茂岳是从齐鲁医院走出来奔赴延安的三位“红博士”。他们三位同在延安中央医院当科主任,同为中共中央领导保健,同被毛主席请到家中吃饭,又同时出现在与毛主席的合影照中,这简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奇迹!他们都对革命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而受到上级嘉奖和群众广泛拥戴,为母校齐大医学院与齐鲁医院争得了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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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右一)

  2011年8月31日出版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报》(第332期)登载的“‘为革命服务’的红博士”一文中,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全面,对与毛主席合影中站在主席身旁的延安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健存作了“是原齐鲁医院病理科主任、齐大医学院校友侯宝璋教授次子”的注释。经资料查证,这是错误的。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医学博士、爱国进步的著名专家。照片上的侯健存是儿科专家,老家辽宁,出生于1900年;而侯
  宝璋次子侯健存则是免疫病理学专家,老家安徽,出生于1923年。两人相差23岁。该文“附记”中把两人的生平与事迹也混为一谈,当然更是不对。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致贻误后人,特作本文,以正视听。
  先说年长的一位。侯健存(1900-1987),原名侯立山(留在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名录上的名字,与后来当齐大医学院院长的张汇泉教授同班),原籍辽宁省大连市凌水河子人。在北京读高中时曾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进步。后来到济南考入齐鲁大学医学院,于1926年毕业,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在齐鲁医院小儿科当住院医师。1928年他由学校派送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小儿科,1931年结业后仍回齐大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工作,后因病停职休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到武汉,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年年底,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成立医疗大队,其经费由宋庆龄负责的中国福利委员会供给。侯健存知道后历经艰辛跑去参加,与校友学弟金茂岳一起被编入医疗大队第二十三分队,医护人员共20余人。他们于1938年1月经郑州到达西安,曾要求到国民政府军医署所辖的伤兵医院去工作,由于当局各职能部门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而竟被拒绝。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得知此事后,热情邀请他们奔赴了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延安军民的盛情款待和妥善安置。这支有生力量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给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以极大支持,中共中央领导和广大军民保健工作得到很大改善。
  侯健存到延安后,最初在中央第二保育小学做儿童保健工作。1939年11月,延安中央医院正式成立,他担任小儿科主任,学弟魏一斋任医务主任兼外科主任,金茂岳任妇产科主任,齐鲁医院去的三位博士全受到重用,成为该院的顶梁柱。
  延安中央医院的小儿科,位于山坡下的第一排窑洞,自成一个院落,不和其他成人科室混杂,以避免交叉感染,这也是侯主任精心规划的。由于医护人员奇缺,孩子的病又多,所以儿科工作十分忙碌、劳累。侯主任个头不很高大,近不惑之年的他才思敏捷,衣着整洁,戴一副宽边黑框眼镜,颇具学者风度。他一上任,便为小儿科制定了一套完善、系统的工作制度、操作常规,并亲自用毛笔工整缮写,装入镜框,挂在各室门外的墙上。他基本上参照了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的规范要求,加上自己十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并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的,是医疗、护理高质量的保证。所以他对这些规章制度模范践行,并对科内医生、护士也严格要求,毫不含糊。
  侯主任是延安唯一的儿科专家,还同时兼任收容孤残儿童的延安儿童保育院的保健医师。他医道纯熟,工作一丝不苟,用药十分仔细,连患儿的饮食都周密计算营养成分,下细致医嘱。但他的缺点也很突出,有时脾气暴躁,处事武断。
  延安中央医院小儿科刚建立时,护理力量尤其薄弱。除他的妻子、护士长张宗惠因毕业于南京高级护校而护理业务水平较高之外,一般护士多是从敌占区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学生,接受护理专业培训时间不长,医学基础知识浅薄,仓促进入医院担当护理任务,基本上是入了门边干边学。特别是最难做的小儿护理工作,难免出差错。侯主任多次强调工作态度要认真、细心,但因为儿科工作太忙,孩子哭闹,顾不上三查五对,打错针、发错药、开错治疗膳食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侯主任很是恼火,耐不住性子,便常对出错的护士严厉训斥。
  有一次,一位护士又发错了药,剂量超过数倍,直接危及到患儿的生命安全。侯主任一发现便大动肝火,又不好当面斥责出错的护士,就指责护士长管理不严。张宗惠刚想解释就被侯主任一把推倒在地。这一冲动下的鲁莽举动引起全科年轻医护人员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议论说侯主任脾气大、“不讲理”,为护士长鸣不平,甚至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这件事发生不久,毛主席患肩周炎,中央医院派金茂岳主任诊视后,由女医生何奇每天到杨家岭给主席做理疗。何奇对侯主任的行为也有看法,认为他打老婆是对妇女的歧视,在给主席治疗中透露出来,并气愤地说:“他看不惯让他走人算了!”
  毛主席仔细问明情况,知道原来侯主任是因为护士给患儿吃错药、打错针、开错饭的事生气发火,便对何奇耐心解释、开导:“我们的保育院有千余名孤苦孩子,再加上边区的儿童两三千人。儿童的保健医疗工作很繁重,也很重要,他们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侯主任是有名的儿科专家、医学博士,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非常需要专家来从事儿童医疗保健工作,我们党也需要更多的各种专家参加革命。这些专家来到延安很不容易,决不能让他们轻易离开。他发脾气正是因为他工作责任心强、对患儿关心的表现,如果都把工作做好了,少出错、不出错,或不出大错,他还能发脾气吗?侯主任是有些缺点,但他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儿童保健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何奇点头称是。
  侯健存听说了毛主席对他的分析和夸奖,也深受教育和感动,此后他很注意工作方法,发脾气训人的事就很少发生了。
  1940年初,第23医疗分队要被中国红十字会调回西安去。侯健存和金茂岳由于受国际友人马海德、白求恩献身中国抗日战争与革命事业的影响,亲身感受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的热情关怀与重用,加上校友魏一斋的劝说、挽留,认为延安确实更需要像他们那样的医护人员,这里真是有用武之地。他们两家都坚定地留了下来,坚决跟共产党走革命道路,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赞扬和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16日中秋节,恰逢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满月的喜日。为了答谢为女儿亲自接生的金茂岳主任和为女儿辛勤保健的侯健存主任,毛主席特邀请两位,以及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副院长石昌杰与各科主任、部分医护人员,到杨家岭家中做客,共有17人之多。江青和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忙里忙外招呼客人,朱总司令夫人康克清也被主席请来陪客。由于人多坐不开,男宾、女宾只好分两个窑洞就餐。宴罢,男女宾客又与主人分别合影,由江青拍摄了这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照相时,江青把居头功的金主任安排在正中,魏主任和主席分列两端,又请侯主任站到主席身边,其感激之心情不言而喻。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前,侯主任因平时工作繁忙,很少参加政治学习,整风学习时也常不能到场。医院的同志们为此给他提了不少意见,有的还很尖锐。他一时想不通,又发了牛脾气,竟宣布辞职,不上班了,还扬言离开医院。兼管后勤和医疗工作的李富春同志得知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主席遂设家宴请侯主任谈心,并对他说:“你到延安参加革命,做了大量工作,负责数千儿童的医疗保健,救活了百余名濒临死亡的病儿,也包括我女儿,你是有功劳的,大家是有目共睹,一致赞颂。”
  侯健存向主席尽情倾吐了心中的“委屈”,毛主席随即开导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革命队伍的正常现象,目的像医生一样是治病救人、帮助进步和提高认识。群众给你提意见,并不是和你过不去,你得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侯主任听了主席的耐心开导,心情马上好了许多。没过多久,怨气全消,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侯主任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作风极其严谨。无论对首长子女或普通百姓的孩子,均精心诊治,一视同仁。他以高尚医德和精湛医术,防治了陕甘宁边区小儿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使许多危在旦夕的重危患儿得到及时救治,转危为安。群众称他为“活菩萨”、“毛主席请来的好医生”。
  1940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发给他“模范妇孺工作者”奖状。
  1941年,陈云同志代表毛主席赠给他“革命人道主义”奖状和一件皮大衣。
  1943年12月21日,毛主席为介绍一名重危患儿请他高诊救治而亲笔写给他的信,至今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留下珍贵资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內战。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医院随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并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一后方医院,后又改称西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侯主任一直随医院行动,留在西北为革命战争服务。
  1949年,侯健存随医院进京后担任中央军委后勤部北京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务主任。
  上世纪50年代,他因健康原因调出北京到青岛疗养,曾被选为青岛市政协委员。
  1987年7月15日,侯健存(立山)博士病逝于青岛,享年87岁。他为革命圣地延安儿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为发展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所做出的功绩永载史册。
  下面简单介绍侯宝璋教授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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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存——侯宝璋次子

  侯健存(1923~2014),安徽省怀远人。由于父亲侯宝璋1920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后留校从事病理学教学与临床工作,所以他是在济南上的小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侯宝璋抛家舍业,单身带领齐大医学院师生,随学校内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复课。随后侯健存与兄弟们才和母亲历尽艰辛找到父亲,方得团圆。他在成都读完高中,考入了同样内迁到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化学系,后毕业于香港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热爱祖国,在父亲支持下只身前往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被错误怀疑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下才结束了被隔离审查的生活。
  从1949年至1982年,他在香港与祖国内地之间“三出三进”。真正了解他的信念与追求的人,对此不会感到诧异:他总是在祖国、人民最需要他时,义无反顾地回来全力相助。他受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自幼就树立起毕业后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志向。
  他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和世界卫生组织免疫合作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并兼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出版了学术专著《免疫病理学的分子与细胞基础》,被中国医学科学界公认为免疫病理学的学科带头人。
  1997年1月,他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和香港大学内地校友联谊社理事长的双重身份,在广东省汕头市主持召开了“香港与内地文化关系研讨会”,为香港回归祖国做出贡献;1999年7月,他在昆明主持“99相聚云南教育论坛”,邀请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兄弟省市共同探讨提高我国教育质量的问题。他为促进香港与内地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2006年4月,香港大学徐立之校长亲赴北京,向侯健存教授颁发香港大学“名誉大学院士”证书。
  2014年1月28日,侯健存教授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他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将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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