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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总66期
秘苑中枢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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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作者手书文章题目)

——忆上世纪80年代市委办公厅的几项工作创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一系列有关创新工作的论述,深受启迪教育。近日又偶然读到市政协机关“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征文活动”中辛海涛同志获奖文章《记政协工作中两次难忘的创新经历》,不由得使我回想起卅年前,自己在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厅工作期间曾经亲历亲为过的几项工作创新实践。
 
参与编辑出版《济南市情》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4年7月至1985年末,为便于济南各级领导和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了解市情,研究市情,认清济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势、制约因素及潜力、前景,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编制科学的发展规划,中共济南市委责成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组成编辑组(组长朱文兴,成员于春生、朱佩锋、邹卫平、李家政、潘广武),在当时市委大楼(建国小经三路37号)先是222室,后移至301室集中办公。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前期启动阶段,时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王砚耕同志(1927.3~1993.5)经常主持相关会议,解决编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后期接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张明山同志也经常过问关心这项工作。我们组织协调全市108个单位的300多名文秘、文史工作者等,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撰写加工,其中许多篇章数易其稿,编纂出版了济南解放后第一部系统介绍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的大型综合性资料书《济南市情》。全书近80万字。客观记述了济南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历史沿革、名人古迹、革命传统、政治状况、经济建设、文化源流、社会发展、名优特新产品等,是一部首次全面展示济南1948年至1984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历史、现状及远景的“资料大全”和“百科全书”。该书在编撰组织、体例结构、出版发行、彩页征集等方面都体现了创新精神。面世后立即成为当时全市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案头必备,甚至被人事、民政部门确定为每年培训转业退伍军人的首选教材,发挥了资政、史鉴、教育、宣传、集成、带动、奠基等明显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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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为编写《济南市情》附录之一《解放以来济南市大事年表》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后在市委办公楼前合影

  1987年3月,《济南市情》荣获山东省“优秀图书编辑一等奖”。
 
搞好预案工作,强化服务职能

  预案工作是办公厅增强参政意识,强化参政职能,发挥积极性、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的重要任务之一。为进一步规范提升这项工作,我们结合实践,本着“四个有利于”的原则:即有利于帮助领导集中时间精力抓大事、管全局;有利于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有利于领导与实际、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探索归纳出了围绕办文、办会、办事,做好预案工作的流程、要领、细则等。有效防止了工作中误时误事现象。比如,在领导活动安排方面,首创了市委领导同志主要活动每周预报制度。当时就受到市委领导和相关方面的赞扬。时任省委常委兼济南市委书记的贺国强同志还专门在我送去的《征求意见表》上做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这项制度,当时就被其他市级领导机关借鉴效法,并一直延续至今。
  当时,我撰写了题为《领导活动预先安排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的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主编的《秘书工作》杂志1987年第4期“工作研究”栏目内。文章刊登后,许多兄弟城市市委办公厅(室)同行派员或发来传真详询仿效。

创办《来文摘报》提高工作效率

  在改革开放早期的上世纪80年代,市委办公厅几乎每天都收到大量市直和基层单位报给市委的各类综合报告、专题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一是内容重要。一般都是市直各部门党委(党组)对某一阶段或某项工作的部署、总结等。二是篇幅较长。为协助市委领导同志尽量减少耽于文牍的宝贵时间,以集中更多精力抓大事、管全局、下基层、搞调研、办实事,也为进一步提高基层来文利用价值,1987年8月,由我提议和主导,办起了不定期内部刊物《来文摘报》,将基层报送的分量较重、篇幅较长的各种综合性工作报告,简明扼要地摘作500字以内的两页短文,附原件报市委领导同志阅处。记得当时这项工作基本是由我和怀奇志、林建璋、赵启民等同志在完成各自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本着起点高、立意新、反映快、内容精的指导思想,自我加压,甚至加班加点来完成的。仅1987年8月至1988年9月一年多时间里,就编发《来文摘报》106期。在这期间先后主政济南的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姜春云、省委常委兼济南市委书记贺国强同志分别对其中的26期作了批示,使这些材料为市委指导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市委领导同志的好评。贺国强同志曾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来文摘报》办得不错,内容简明扼要,也具有一定新意,减少了领导翻阅文件的时间。”

  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1988年第1期上,刊登了我撰写的介绍这项工作创新的文章。翌年,该文章还在全国首届“秘书杯”论著评奖会上获奖。
 
会议组织程序化的创新

  组织安排各种会议,是办公厅(室)的经常性工作。特别是组织安排那些筹备时间紧、规模较大的会议,由于头绪多、环节多,时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疏漏,给工作造成被动。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同有关同志根据“于法从严,于事简便”的原则,创新设计了一张《组织(落实)会议流程督查表》,在会务工作程序化上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张表按照会务工作的一般规律和主要项目,设计了通知(请柬)、会场安排、与会领导、会议材料四个栏目,每个栏目又列入一些具体内容,共42项。每个项目都预留空格,以备填写落实情况或承办人姓名,表内并设有备注栏。由于表内所列栏目比较周全,市委召开的各类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都可以用。一表在手,可按照不同类型会议和领导要求,逐项或选项填写落实情况,十分方便。即便是筹备时间比较紧促的会议,也可以做到从容筹办,忙而不乱,不遗不漏,提高了会务服务工作的主动性和周密性,疏漏误事现象明显减少。
  我将这一工作创新也写成文章,刊登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1988年第5期上。上海大学《秘书》杂志1990年第2期,刊登了我根据筹备第五次济南市党代会会务工作实践所撰写的《市党代会会务工作的预案准备》一文。许多兄弟城市市委办公厅(室)也专门派员来学习这一创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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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省市领导到济钢调研
 
设立市级四机关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度

  1988年初,针对当时强调党政分开,地方党委协调工作亟需加强的新情况,我奉命起草了建立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度,并列席了每次都在市委大楼(建国小经三路37号)208会议室召开的联席会。联席会虽非决策层次,不搞会议纪要,不作新闻报道,但通过通报情况,沟通信息,集思广益,促进了市级各领导机关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齐心合力,协调一致,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收到了为市委当好参谋助手的特殊作用。
  当时规定,联席会议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也可提前或推迟。会议由时任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孙常印同志主持,每次会议除市级各领导机关的秘书长参加外,也根据会议内容,请市直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市委领导意图;互相通报各领导机关近期主要工作安排和工作情况;商议带全局性、需统筹安排的有关会议及重要活动;对事关全局的倾向性问题研究对策,为市委和其它市级领导班子出主意、当参谋;讨论各市级领导机关委托秘书长联席会研究和需要统筹协调的其它事宜。
  这项制度建立后,为市委和其它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比如,就纪念济南解放四十周年(1948-1988)问题,经过充分酝酿,向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党政府领导机关提出了一个以宣传教育为主,既隆重热烈,又节俭务实的纪念活动方案,经市委、市政府和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后付诸实施,达到了预期目的。
  对这一创新做法,我也写成了文章,发表在兰州大学主办的《秘书之友》杂志1989年第12期上。
 
创建部分省会市委秘书长、办公厅工作研讨机制

  1987年末和1988年初这段时间,在当时信息交流尚不通达便利,行业间横向联系风潮渐起,党委办公厅工作相对较为闭塞的情势下,时任济南市委副秘书长的王惠民、亢寿贞同志多次同我讨论如何强化横向业务交流的议题。当时,石家庄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恰好来济南考察交流,彼此讨论到此事时一拍即合形成共识,确定共同创意发起建立全国部分省会城市办公厅(室)工作联系平台。经双方请示各自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批准后,我受命起草了一份关于筹建全国部分省会城市市委秘书长、办公厅(室)工作联系机制的公函。其中包括指导思想、议题确定、时间安排、出席人员、规模形式,甚至包括节俭效能办会、防止攀比升标等。拟定每年一次研讨会的会址在成员城市中循环轮转。每次会议根据申报确定下次会议的举办城市,并根据全党工作中心和省会市委面临的共性问题,确定下次会议研讨主题。公函通过传真发往全国部分省会市委办公厅(室)后,很快就得到了郑州、太原、贵阳、福州、贵阳、南昌、长沙、合肥等省会城市的响应。这项至今持续了廿多年的横向交流研讨平台就此搭建起来。
  1988年和1998年的第一、二次全国部分省会(首府)市委秘书长、办公厅(室)工作研讨会先后在发起城市济南和石家庄举行。1990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全国部分省会(首府)市委秘书长、办公厅(室)工作第三次研讨会在福州举行。研讨主题是党委督查工作。我受派带队与李增军、林建璋同志参加了会议。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会议十分重视,在事前专门审定了会议议程。会议期间,我代表济南市委办公厅发言介绍了自建立全市党委系统督查网络和督查工作机构以来的经验体会。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习近平同志与当时的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专门赶到福州于山宾馆看望与会的30多位同志,并同大家一一握手交谈、合影留念。当习近平同志同我握手时,得知我们来自济南,便高兴地说:“我曾经陪同首长(指的是1979年至1982年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任耿飚同志秘书期间)去过济南,济南是个好地方!济南和福州咱们是姊妹城市。”
  时年37岁、到福州工作仅9个月的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讲话主要是谈秘书长、办公厅工作和新一年的工作思路。演讲风格诚恳平实,从容淡定,高屋建瓴,实事求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秘书长、办公厅工作规律以及当地情况的了然于胸、高位把握和精准表达。我当时做了认真笔录。虽已时隔近四分之一世纪,至今读来对当下的工作实践仍然启示良多。前段时间,我根据笔记和回忆,将这段经历以《24年前聆听习近平同志一次即席讲话》为题写成三亲史料文章分别发表在2013年第一期《济南文史》和2014年第二期《山东史志》杂志上。
 
邹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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