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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总66期
我与政协三十年
  今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六十六周年,回顾政协对各民主党派暨各界人士的团结帮助与参政议政的一些经历,作为一个老政协委员,感到无限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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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政协外出考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党的统战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邀我定期参加历城县(当时尚未撤县设区)领导召开的各界人士座谈会。1982年成立县政协筹备委员会,安排我为筹委会常委。1984年正式成立历城县政协,我先后担任一、二、三、四届政协常委,文史委副主任,直至1998年已逾“花甲”之年,才退下来。以后又担任市、区两级政协多届文史委员,通过实地调研,考证与亲身经历,长年撰写文史稿件,供区政协出版,并送省《春秋》、《东岳论丛》和《济南文史》等刊物发表,可以说30年来我一直未脱离政协工作。
  政协唤醒了我,使我振作精神,放下思想包袱,摒弃“文革”时期极“左”思潮造成的压抑与苦闷。我深深地感到政协工作大有可为。1957年我以调干生(原先在公安局工作近四年)身份考入曲阜师院(曲阜师大前身)历史系(本科)。组织上很关心,让我们这批调干生带着部分工资上学。1961年结束了4年大学生活,是年历城一中增设高中班,便分配至该校任教。当时我工作热情很高,觉得没有党组织的关怀与培养根本不可能去大学深造,但事与愿违,60年代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日子里,像我这样家庭成份不好,又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便很自然地被打入“另册”。校党支书公开说,对我们这批人员只是利用、改造,周围群众常常冷眼相看,不仅生活中遇到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几次提工资都无望(尽管我勤奋教学,工龄又长),一些自以为“根正苗红”的教职工还旁敲侧击,讽刺挖苦,平时稍有不慎,说错一句话便上纲上线,提到阶级立场高度来批判,更有甚者,一些可以传达到一般群众中的中央文件(如:林彪叛逃事件)都不让听取,被从会场上撵走。我结婚登记时,公社干部横加阻挠,说是贫下中农子女怎能嫁给地主家庭,迟迟不予登记。三年困难时期,处于“低标准、瓜菜代”时代,虽然吃不饱,感到大家都在同甘共苦,情绪上并未有所波动,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歧视。年轻人都有美好的幻想,希望在史学专业上刻苦钻研,成名成家,现在一切都破灭了,深感人生暗淡,前途无望。“文革”刚开始,以教育局长为首的工作组与校党支部将全校教职工分左、中、右排队,凡家庭成份不好的全都揪出来批斗,我被打成“反革命、特务、牛鬼蛇神、白专道路”。满墙的大字报,数不尽的批斗,被集体关在黑屋子里,不准回家,不准吃细粮,天刚亮便由红卫兵押着去娘子山上扛石头,一路小跑返校,接着去生产队劳动,其劳动强度之大是个人体力所难以承受的。当时感到很纳闷,这些平时老实听话,埋头读书的学生,怎么一夜之间摇身成为红卫兵,竟是如此凶神恶煞。劳动间歇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逼着唱牛鬼蛇神歌,歌词是:“我浑蛋,我反动,我是一个王八蛋……该揍我……”对这些平时辛勤教学的老师竟像耍猴似的任意戏弄,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令人发指。每当深晚我常偷偷地哭泣,真想一死了之,但又感到这样真对不起父母、妻儿。不久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我们这批人也就扔下不管了。此后我经常孤身坐在宿舍或校旁溪流边发呆,平时少言寡语,小心谨慎,唯恐说错话又将被“秋后算账”。“文革”十年除劳动外,大部分时间我用来熟读经史,感悟人生或在休闲时诵读唐诗、宋词,作为心灵上的寄托与安慰。
  1982年参加县政协筹委会后,时任政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政协工作(政协主席亓刚文因病休养)的李焜祥同志对我的帮助、疏导,让我铭记在心。他为人平易,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与建议,有意见分歧,便耐心解释。当时有不少政协委员“文革”中受冲击,有被抄家的,也有遭批斗的,心中有怨气,思想消沉,李主席总是循循善诱,除了加强政治学习,还个别谈心,指出过去的事勿再计较了,组织上已给予平反,应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同时宣布凡“文革”时期个人财物受损或抄家被没收的一律按价退赔。这一席席暖心话,使我逐渐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在教育岗位上积极奉献。当时提出政协机关也是委员之家,时任政协办公室主任的高佩仁同志热情和蔼,我们有事相求,总是尽量协助解决。
 
人民政协重视民主党派工作

  我是历城县“文革”后第一个民主党派成员,1984年成立九三学社历城组织,当选为主委。为了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努力开展党派工作,我们经常向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长)张延钊同志请示汇报,他对民主党派与各界人士既严格要求,也关心与指导,每次参加党派活动时既要求我们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认识,亦告诫我们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才能提高党派声誉。当时历城九三学社的党派活动开展得很正常,每年活动6—8次,年初有计划,年终进行总结,每次活动都有书面简报。按照政协的要求,我们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的作用,调动党派内的专家、高级工程师的积极性,为山区农村服务,为此,时任政协主席孙继鑫特地参加“九三”组织活动,希望九三学社发挥人才荟萃的优势,立足山区,为三农工作多做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南部山区一些村庄严重缺水。俗语说“春雨贵如油”,每至早春,麦苗返青需要灌溉,却缺雨水,当地政府与附近驻军用汽车运来清水,这仅能供应人、畜饮用,大片农田干旱仍难以解决。为此,历城九三学社组织水利局专家去南部山区缺水村庄协助寻找水源,打井抗旱,并向当地农民传授抗旱措施,如雨季前疏通渠道利用低洼地积聚水源,或因地制宜,各家修建水池积聚雨水。
  90年代初党和政府号召对南部山区贫困山村开展扶贫活动。历城九三学社集资5000元,购买小尾寒羊送给柳埠小山庄的特困户,获得了当地政府的好评与区政协的肯定。
  1995年3月,历城区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由我起草并代表历城区各民主党派向党代会致贺词。
  在政协这所大学校的熏陶、培育下,我逐渐成熟起来,不再光是低头读书,而是抬起头来认清形势,关心政治,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中去。
  1989年动乱事件中,我们站稳立场,经受住了考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领导。
  1989年春,北京发生动乱,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涉及到全国各大中城市,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中间,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反腐败的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当时济南市高校学生还有一些人民团体也打出各自旗号,高呼口号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形势十分严峻。许多人被搞糊涂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还打电话询问,不少单位都上街了,我们是否参加?我坚定地回答,历城九三学社绝不加入游行队伍。我还多次劝阻曾在我校高中毕业后在各高校就读的学生,要他们认清形势,按照《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精神,听从党中央的指示,万勿“同流合污”去大街上游行示威。在这关键时刻,政协配合区委领导,针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召开了多达8次会议,还召开由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传达了中央文件,学习有关中央报刊的《社论》,要求大家一定要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在这场动乱中经受住考验。散会后我们接着召开历城九三学社全体社员会议,大家统一思想认识,一致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迷失方向。同时以历城九三学社组织名义起草了书面声明,交广播电台播发,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九三学社的优良传统,坚定地跟着党走。
 
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80年代中期,我担任的文科班教学与其他老师一起,曾连续5年在历城区高考中名列前茅,我也多次获得历城区“教学能手”称号。以后在政协,民主党派等社会工作逐渐增多,经常外出开会、考察,我从未耽误本职教学工作,常常白天开会,返校后利用晚自习时间对学生补课,从早到晚未曾间歇,虽然很累,但心情愉快,因为我完成了任务。
  我还把自己征集的珍贵文物,无偿上交国家:“文革”期间“破四旧”,将民间留存的大批文物古籍,字画等作为封、资、修而焚毁,我校图书馆有四大箱“竹简斋”木刻版本的《二十四史》当众被烧毁了两箱,一位校领导还幸灾乐祸地指着“黑帮分子”说:“怎么样,你们所看重的《二十四史》烧了!”当时我低着头站着,嘴上不敢说,内心倍感痛心,暗思这简直是愚昧无知。此后我便利用节假日等业余时间,跑遍了南部山区的山山水水,广泛征集文物。山村农户将祖传的明清时期青花瓷如瓷罐、瓷碗、碟等,用来盛放咸菜或用作鸡食盆,我便花钱买下。有的真是无价之宝,如春秋时期的青铜鼎青铜尊。西汉时期比人体还大的彩色半身陶俑,受到文物界高度重视。春秋前期鲁伯大夫滕季姬簋刻有十八字铭文,1970年出土时,被仲宫镇北草沟村农民作为废铜以1元2角钱卖给仲宫收购站,所幸在废品堆里找到,才幸免于被毁。总之,多年来我向国家无偿上交了近百件文物,价值数千万元,受到济南市政府的表彰,授予“文物保护积极分子”称号,在市政协、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各界人士先进工作表彰会作了大会发言。
  30年来,我始终觉得政协委员不仅是一种政治荣誉,更肩负着人民赋予的重大使命和责任。我在任职期间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做了几件应做的实事,却受到政协组织的大力肯定,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下来了,但我仍时刻关心着、热爱着政协工作,经常为政协文史委撰写文史稿件。人民政协给我留下来许多宝贵财富,有真挚的友谊,有美好的回忆,也有深刻的感受。与政协相处的30年,是我学习掌握新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不断提高思想境界的30年,是与大家以诚相待,融洽相处,愉快共事的30年。是自我鞭策,努力工作力求有所作为的30年。
  从履行职能的实践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政协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大舞台,是各民主党派团体共商国是合作共事的大舞台,是广大政协委员施展才华,奉献智慧的大舞台,是各族各界人士增进了解,加强团结的大舞台。
  从履行职能的实践中,我还深切感受到人民政协是一个学识无穷的大学校,这里人才荟萃,智力密集,是名副其实的“人才库”和“智囊团”。与政协相处30年中,我从大家在各种会议的发言中,从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真知灼见的调研报告中,从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重要问题的提案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增长了许多见识,这种收获难能可贵,在其他地方很难得到。
  从履行职能的实践中,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协是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我们以诚相待,和谐相处,政治上相互信任,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在合作共事中建立了肝胆相照的友谊,在协商讨论中增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建言献策中结下了荣辱与共的情愫。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能够认识社会各界这么多的朋友,与这么多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成为诤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协刘传勇主席对老同志的关怀与照顾。召开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时,他吩咐办公室,因为我年龄大了,去派车接送,还让我列席政协大会。多年未参加政协会了,面对朝气蓬勃的年轻政协委员不觉心潮澎湃,喜见千秋大业后继有人。凡此种种,将成为我毕生的美好回忆,永久保留在记忆里。
 
林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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