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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对济南面粉工业的残酷掠夺
朱 晔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上个世纪初,济南面粉工业迅速崛起。1913年至 1923年的 10年间,先后有 10余家面粉公司逐鹿市场,成为当时全国面粉业六大城市(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哈尔滨、长春)之一。至 1937年,全市面粉企业资产总额高达 340万元,年产面粉 660万袋,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把中国推向战争的深渊,济南的民族工业也开始备受摧残。
 
“军管理”下的公然掠夺

  1937年 12月27日日寇侵占济南,29日就迫不及待地对苗氏集团企业下手。他们派兵进驻苗杏村开办的成大纱厂,宣布为“军管理鲁丰纱厂”。次年 2月 9日苗杏村、苗星垣的成通纱厂又被强行军管。5月,苗氏集团旗下的“成丰”、“成记”两个面粉公司也被军管。不到半年,苗氏“成”字号的财产全部被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与此同时,济南的其他 4家面粉公司(“丰年”、“宝丰”、“华庆”、“惠丰”),以及电灯公司、电话公司、致敬洋灰公司、山东打包公司、溥益制糖厂、兴华造纸厂等10余家工厂实行军管。至此,济南的主要工业企业都直接处于日寇“军管理”之下。所有“军管理”的工厂,一律由日本侵略军委托日商株式会社经营,原企业主及主要负责人多被驱逐出厂,公司员工丢掉了饭碗。
  为什么日本侵略军首先拿苗氏集团开刀呢?原来先前有过“过节”:1935年日商东洋纺织株式会社曾在凤凰山私自购买 300多亩土地准备建厂,苗杏村得知后立刻报告省主席韩复榘,老韩迫于舆论压力,迫使日商退地,为此结下梁子,日寇耿耿于怀,这是其一。其二, 1935年鲁丰纱厂濒临破产,在韩复榘的鼓动下,苗杏村开始租赁经营,次年又收购整个厂子,改为成大纱厂。而此时,原鲁丰纱厂的老东家、下野军阀靳云鹏就向敌伪政权提出诉讼,控告苗杏村霸占“鲁丰”,还派汉奸、“新民学会”会长张燕卿到济南日寇特务机关密谋夺回纱厂,与日商合作。于是日本侵略军便以此为借口拿苗杏村开刀。虽然苗家拿出证件文书,又通过伪警务厅长张亚东,给了日本特务机关长渡边5万元的贿赂,总算承认“成大”的所有权,但是被“军管理”的厄运却丝毫未能改变。1942年底之前,日寇先后宣布结束对“成大”、“成丰”等四家苗氏企业的军管并分配了军管时期的红利。日寇的强盗分配是:日军军部占百分之五十,日商占三十,中方占二十。他们霸占了 5年之久,究竟获取多少利润,不得而知,苗氏共得红利 360多万元,以此推算日寇获利至少高达 1825万元!即便这样,“成大”、“成记”的红利领取,也是屡遭波折,最后花了 8万元的“运动费”才拿到手,却又被日伪“兴农委员会”攫取93万元,说是“抵补对银行的欠款”。
 
所谓的“中日合办”

  “中日合办”,是日寇企图长期霸占我民族资产的蓄谋。1938年 1月,日商三井洋行经理川村房次曾奉特务机关之命,找几个面粉厂家商谈合办,“惠丰”、“华庆”都表示有自营能力,不需要合资。“成丰”、“宝丰”则根据公司章程有“股票不能转让与外国人”的规定拒绝谈判。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各厂想尽办法推诿拖延。
  1942年军管结束后,日寇强行出示所谓“觉书”(即契约合同),逼迫各厂签字同意“中日合作”。东亚济南支店安部八平在报告中说:“按国策之见地,必须使之合办,且经营指导权必使在日方,如不服从即永不解除军管理”。济南特务机关长矢木明召集各厂开会时说:“此建设新东亚秩序及警备山东之际,尚望各厂当事人眼光放大,委屈接受,服从命令。尚有执迷不服从者,即以妨碍建设新东亚秩序论,按军法从事! ”在东洋刀的威逼下,有些厂家只好在屈辱的合约上签字。据成丰面粉公司厂志记载,“契约”内容是:

  “契约订明:企业名称为中日合办成丰合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一百三十五万元,华方以原有固定资产为投资五十四万元,占百分之四十;日方东亚制粉株式会社以流动资金八十一万元,作为投资,占百分之六十。
  董监事十五人,董事长由华方成逸庵担任,副董事长由日方八寻俊介担任,经理由日方安部八平担任,副经理由华方苗星垣担任。
  经营管理权由日方担任。
  双鹿牌面粉商标无偿让渡于新公司。 ”

  通过这种极不平等的“契约”,日寇鲸吞了我方的大量有形和无形资产,但是仍是欲壑难填。他们借口资金占有比例不“平等”,又强行改为中日各半,还强行扣押中方应得的红利,补充投资。所谓日方投资,实际上是他们在军管时期,利用我方的原有设备进行生产所榨取的利润。所谓合办也与军管无异,董事会是摆设,经营由日方一手遮天。日方公然对华方人员说:“你不必来上班,到时候来领钱就行啦! ”
  日寇占领的 8年,日伪政权先后颁布若干“法令”、“规定”、“办法”,严密控制生产经营。1938年 9月即对面粉、火柴、煤炭实行“统制价格”,次年 4月又组成“面粉组合”,后改为“小麦面粉组合”,从原粮到产品全部控制起来。1943年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以查“暴利”、查“囤积”为名,大抓“经济犯”,对我工商业进行了敲骨吸髓的洗劫。他们逮捕工商界200余人,罚款2900多万元,却厚颜无耻地称做“商民献金”!1943年他们组成“粮食采运社”,向农民低价强收小麦15万吨。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济南的民族工业逐渐凋落。仅据宝丰面粉公司统计,8年中损失面粉高达70万余袋。
 
日伪商会会长苗兰亭

  日寇为加强统治极力扶持日伪政权。日军侵占济南后,汉奸马良等随即拼凑了“济南治安维持会”。次年元旦“维持会”公然发表叛国投敌的所谓“宣言”,建立各种汉奸组织。2月,他们召集工商业负责人开会,推选苗兰亭、张冠三等人组成伪济南商会,苗兰亭任会长。
  苗氏集团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民国初年到抗战以前的苗杏村、苗星垣,日伪时期的苗兰亭,抗战后的苗海南”的三个阶段。有关苗杏村、苗星垣、苗海南的情况,我已另文做过介绍。这里说说苗兰亭,因为他是苗氏集团发展史上一个不能不说的重要人物。苗兰亭,名永芝,字兰亭;其父亲苗德卿,是苗杏村的大哥,他叫苗杏村五叔。苗杏村是“大苗”一派的核心,苗兰亭则是苗杏村的左膀右臂。他曾协助五叔经营粮栈,并担任过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公司经理,1941年苗杏村含恨病故后,苗兰亭撑起了“大苗”一壁的江山。沦陷期间,他秉承日军旨意,协助日伪当局向济南工商界摊派勒索、征收税捐,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倡议开展“兴亚献机”运动,为日本侵略者支应战争资财效力。日本投降后,于1945年12月5日被山东省高等法院逮捕,家产及其股份被查封。1946年8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10年。1947年12月南京最高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7年。
  回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后来曾说,我这个伪商会会长干了些什么呢?日寇搞过中日经济恳谈会,我任会长。但在日寇的控制下,根本谈不上平等协商发展贸易。有一年,北京恳谈总会会长邹泉荪来济南召集山东各县市分会会长开会,收集了许多意见要求。邹泉荪拿着这些意见去跟日本特务机关商议时,却被一口回绝,从此恳谈会成了一张招牌。他还说:为了保护家产,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仅凭我这个伪商会会长,是维护不了生命财产的。于是我拿汉奸警务厅长张亚东当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让给他做公馆。我还结识伪民政厅长晋子寿,做“护身符”。即便这样,仍然挽救不了企业的命运。1943年日寇推行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大抓“囤积”、“暴利”,逮捕所谓的“经济犯”。苗家恒聚成粮栈北记经理许翰卿、会计曲星九被逮捕,花了10多万才把人保出来,以后又被押解北京会审,被判处2年徒刑,罚没“暴利”20万元,致使粮栈被迫停业。苗家复聚长粮栈的王冠东也曾被捕,罚金2万元,使粮栈元气大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是永远赖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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