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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济南城
王 真口述 邓连熙整理
 
  张洪涛同志(我爱人)和我于1942年5月从延安来到山东。洪涛同志任中共济南工委书记,我被派到章历县(现在的历城区)西营区任区长。当时抗日斗争形势非常艰苦,到处是据点。西营区是个偏僻的山区,虽然也有据点,但是敌人鞭长莫及,正是我们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好地方。我来到西营以后,遵照上级指示,和地方上的同志们一起,首先领导西营人民铲除了伪政权,继而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了大地主王世友,贫雇农分得了田地,还开展了反封建迷信活动,审理了天主教堂的神父和大姑,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建起了民兵、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形成了抗日的根据地。我在西营区工作的三年中,接受市委下达的任务,为了开展济南城里的地下工作,我记得曾四次化装巧进济南城。
  第一次是1943年10月。目的是找到洪涛同志原来在新城兵工厂时的同事,以及他的亲戚、朋友,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再通过
  他们开展广泛的地下群众工作。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通过地方上的关系,给我借了一个年龄、长相接近的农村妇女的“良民证”(日寇统治时期,强发给居民的身份证,便于其控制中国人的活动)。我就照着“良民证”照片上的模样化装,穿上花衣服,蒙上头巾,扎上红腿带。但我是山西人,口音和山东人不一样,如果遇到卡子盘查,一说话就会露出破绽,这是一个大难题。送我进城的王广义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我一路不要说话,“良民证”由他带着。就这样,我骑着小毛驴,提着山货,装出新媳妇走亲戚的样子,每逢到卡子,都是王广义拿着“良民证”指着我,说:“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并主动拿出山货送给他们吃,岗哨见到苹果、山楂,抢着拿,也就放松了检查,我们也就顺利地混过了盘查。
  我进城后的落脚点选在洪涛同志的干妈家。一是因为这个关系最近,不会出问题;二是干妈家住舜井街里的小王府。小王府街地形错综复杂,五股八杈,有四五个出口,好几个死胡同,三四个转圈,万一发生问题,也好逃脱。组织上都为我做了充分的考虑。张、洪两家过去是同院,往来亲近,洪老太太就是洪涛的干妈。洪振英自然就是洪涛的干妹子,她长得风流,家境也很好,嫁给了一个伪警长。我这一身南山打扮,是不能进她家门的。所以,我与王广义同志过了八里洼的卡子分手后,就迅速打扮成普通的城市妇女,雇了一辆人力车,买了一点孝敬干妈的礼物,直奔小王府街干妈家去了。到了洪家,我向干妈和妹妹诉说了与洪涛在西安如何相识、结婚,这次是专程来看望干妈的。但从她们的表情来看,将信将疑,又惊奇又紧张。洪振英的丈夫回到家,更是以异常的目光打量我,露出一副警惕的神情。晚上我和干妈睡在一起。干妈说:“你别胡弄我们了,洪涛本是共产党,你还能不是八路军?”我只得把我们在南山做抗日工作的情况告诉她,也乘机向她介绍了根
  据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做些宣传工作。同时也向她讲明利害关系,对我的来意要保守秘密。第二天,干妈把我送到了北园边庄,找到了洪涛的表哥赵洪生。赵是一个贫民,靠贩卖青菜为生。他帮我从黄河北接来了洪涛的妈妈。我们婆媳俩住在边庄,就开始做地下群众工作。这次,我在边庄待了一个多月,走访赵庄、洛口等十多个村子,联系上了洪涛的工友赵洪滨、赵尔柱,进步工人魏福成,农民刘连生、吴春生,学生王禹惠、王禹录,搬运工人刘鸿烈等十几人,交了好多朋友,打开了在济南北关、北郊开展工作的路子。
  第二次进城是1944年4月。目的一是为向济南打入干部选择落脚点;二是了解北关、北郊群众工作开展情况。我因为有了边庄的“良民证”,便扮成一个近郊贫穷妇女,穿一件普通旗袍,一个小篮,带了点核桃、鸡蛋,而且把大的好的放在上面,以吸引伪军的馋嘴,减少盘查的麻烦。走到卡子跟前,伪军看我“良民证”是边庄的,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到姐姐家侍候月子”,并主动拿出吃的给他们,伪军看到了吃的,顺手就拿,也就放我进了城。我顺利地找到了表哥赵洪生,也顺利地找到了上次进城时交上的朋友。听他们介绍,半年来的工作进展很快,很活跃。刘家桥、新城、苇闸、赵庄等几个村已有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赵洪滨还在水上警务段发展了一个伪警分队长、一个掩护过我方运输枪支弹药和干部过境的伪警察。刘家桥的刘鸿烈,聪明能干,会烧菜、会针灸,周围群众常找他看病和帮着料理红白事,很有群众威信,再加上他既卖菜又搞搬运,接触的人多、流动性又大,掩护几个干部没有困难。苇闸的王禹惠,思想进步,和她的家人一起联络了同学石金星、王禹录,进步青年王玉清、王禹臣等10多人,经常在一起,以种菜、卖菜为掩护,谈论抗日救国的爱国抱负。我向上级如实汇报了北郊的工作活动情况,为工委派郑修范同志打入刘家桥,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进城是1944年秋。任务是争取干妈的女儿,做她那个伪警长丈夫的工作,为我军驱逐日寇做些内应工作。
  我化装混进城后,到了干妈家。干妈和振英一见我,立时精神紧张起来。我也预感到情况的不妙。干妈神情紧张声音颤抖地说:“上次,振英的男人就怀疑你了,他盘问了振英很长时间,这次可能要出麻烦!”正说话间,听到振英的男人和几个伪警进家的声音,干妈赶紧把我藏进里屋,振英装出笑脸迎到门口,并撒娇,要丈夫陪她去看戏。伪警长经不起她的软磨,只好领她去了戏院。我看到这种情景,觉得绝不能给干妈她们带来麻烦,赶紧离开了干妈家。到边庄,三天后才回到西营。
  最后一次进城是1945年6月。任务是传达鲁中区党委城工部的指示,通知济南工委副书记蒋方宇同志立即从济南市内撤出。当时,蒋方宇同志住在五里牌坊汤秦的家里,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工作无法开展起来,他的安全影响到整个组织的安全,因此组织上决定由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要当天返回,可见这项任务的紧张与严肃。当时我生过小孩不久,身体尚未恢复,虽已是初夏,我还不能脱掉棉衣。这次任务紧急,我身为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像前几次一样,化好了装,天不亮,骑上毛驴就上路了,凭着老经验顺利通过了大涧沟、八里洼等卡子,到了五里牌坊汤秦的家,向蒋方宇同志转达了上级指示,连碗水也没有喝,急忙离开了汤秦家。我回到西营时,已过半夜了。中午,看到蒋方宇同志安全地回到了工委驻地,我感到分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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