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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东元盛染厂拒绝与日军“合作”纪实
张东木(已故)
 
  张东木( 1913~2001),原济南东元盛染厂经理,解放后曾任济南市副市长、济南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生前专门撰写了东元盛染厂拒绝与日军“合作”的纪实材料,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蒙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及我的家庭在这场战争中也深受其害。回忆这段历史,至今仍有痛心疾首之感。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先父曾计议把企业迁往西安。因为西安有山东籍的棉布商店多家,在那里建厂能够得到许多同乡的帮助支持。同时,企业的产品在西安销路很好,是企业产品销售的重要市场。迁厂决策甫定,适逢雨季,济南附近的玉符河决口,水淹北郊,胶济铁路以北黄河南岸一带一片汪洋,水深数尺。位于北郊的棉纺厂、面粉厂、化工厂、染厂均遭水淹,积水逾月始退,企业西迁的计划已断难实行。
  1937年 12月 27日,日军攻占了济南。立即军管了三个纺纱厂,继而推行了与日商的“合作”。当时,在社会上广泛传说,各大企业都要与日军“合作”,风声很紧,各大企业负责人均忐忑不安。东元盛染厂是济南三大机器染厂之一,设备先进,产品畅销,声誉良好,更为日军所觊觎。从 1938年到 1942年,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他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染厂提出“合作”,均被拒绝,东元盛染厂始终保持了民族企业的地位。
  日军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 51%,华股占 49%,还允诺在“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多,并给华股以董事长的名义,每月可领取干薪,不必到工厂上班,在家等着拿钱。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以保平安。并许诺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在“合作”事成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出 5%左右的现金秘密赠予作为酬劳。
  对于日军提出的所谓“合作”,东元盛染厂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我们之所以不与日寇“合作”,当时认为:
  第一,虽然日军节节进逼,中国丢失了大片国土,但在心情上总感觉日本是小国,没有多大力量,长不了。
  第二,与日军合作便是汉奸,无论如何不能当汉奸,当汉奸后患无穷,连子孙后代都要受连累。
  第三,合作后,一切都是日本人当家,自己的工厂,根本不能做主,分劈红利也丝毫没有保障,这与强占了去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随即决定“可以强占,决不合作”的主张,对各方面提出合作时,均采取“事关重大,要仔细商量”的办法,拖延、拒绝。
  总之,当时有民族正义感的人都认为,在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时刻,企业与日商“合作”,就是倒向日军一边,是资敌行为,是亲日派,成为人所不齿的汉奸,但在日军铁蹄之下,采取什么办法抵制“合作”,这是摆在企业面前十分重大和艰难的问题。因此,总经理张启垣多次召集企业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并进行个别谈话,商讨抵制“合作”的对策。当时的情势是,同意“合作”既丢掉企业,又落个汉奸名声,显然是不可为的。不同意“合作”,后果肯定是严重的。拒绝“合作”的办法不能硬顶,只能与之周旋,拖延时日。经过多次商讨,大家的思想认识一致,总经理坚定地向大家表示,如果日军强迫我们“合作”,我们就不干了,大家出去自谋职业。同时也估计到拒绝“合作”,日军和汉奸特务可能对企业经理人进行迫害的后果。后来事实证明,凡是不与日商“合作”的较大企业的负责人,先后都进过日军的宪兵队。例如华庆面粉厂的杨竹庵经理,惠丰面粉厂的张印三经理和裕兴颜料公司的辛慰芝经理,均先后被日本宪兵逮捕,受到迫害,经济上也遭受重大损失。
  在日军强制推行“合作”的几年中,有人支持我们不“合作”,有人劝、压我们“合作”。当时我的许多朋友和同学,如吴鸣岗、王大彤、严薇青、孟翔庭、赵继光、崔维岭等,他们多数是教育界人士(当时都在正谊、黎明、懿范等私立或教会办的中学任职),在一起交谈时,他们都赞成企业不与日军“合作”,我也赞成他们不到伪政府官办的学校任职。在劝、压我们“合作”的人中,身份和动机各不相同,有日本人,也有为日商帮腔的中国人,他们有的以日军借用的名义,有的则代表日商来研究“合作”,如日商济南电业公司经理横山政重和日商协华电料行经理田端等。有的则是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动员我们“合作”的,如一些汉奸特务便是这样。还有一些想从中捞好处的,如一些汉奸官吏,有的说合作好处很多,有的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身家性命要紧,要慎重研究”,也有的说“合作了并不算汉奸”等等。面对这些说辞,我们企业经理人都不为所动,不作正面答复。经过几次应对,他们也看出我们的意思,也就不再提了。另外,也因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而避免了合作。兹举两例说明这个情况。
  1938年清明前后,工厂尚未开工,突然接到日军西尾司令部的电话,要借用工厂染制军服,并指定时间到司令部商谈。企业遂派副经理张让青携函件去西尾司令部(原大陆银行行址)交涉。带去的函件内容大意是不能借用,理由有二:(1)各部机器已拆卸,短时不能开工;(2)工厂停工已有半年,职工生活困难,如不生产,职工生活无法维持,因而我们正准备开工。一个日本军官说,皇军需要军服很急,要借用你们的工厂染制。张让青表示自己不能作主,须回去商量。日军表示,回去商量可以,但必须立即把机器安装好,立即恢复开工。由于西尾部队很快调往徐州一带,此事才搁置起来。后得知这件事原是一家日商企图借西尾司令部的势力进行抢占,所谓为日军染制军服只是一种借口。当时,日商借日军特务机关、宪兵队的势力进行抢占或“合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941年,东洋棉纱株式会社让伪警察厅长张亚东作说客,交涉与东元盛合作事宜。他同时还约了伪民政厅长张思伟(即张星五)和伪市商会会长苗兰亭作帮衬,向东元盛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与日军关系较深,借日军势力担任伪省府警察厅长。张思伟原是济南三大律师之一,济南沦陷后,先担任伪省府秘书长,后又任伪民政厅长。苗兰亭是企业家苗杏村之侄,担任济南成大纱厂、成记面粉厂、恒聚成粮行的负责人,济南沦陷后取得伪商会会长的职位(后称理事长)。张亚东先是邀东元盛经理张伯萱到他家中提出合作问题。张亚东一再陈述合作的条件和合作以后的“好处”,张思伟和苗兰亭则默不说话。张伯萱说:“合作是件大事,不能一人作主,要回去商量。 ”这次谈话张亚东还是商量的语气。此后张伯萱分别会晤了张思伟和苗兰亭。张伯萱凭借都是熟悉的关系,向他们表示不能合作的决心,要求他们帮忙。他们二人都表示,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劝说你们合作,至于这件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说不上来,你先应付一下再说吧。
  张亚东等三人又邀经理张伯萱在苗兰亭家谈话。张亚东还是重复说要合作的那套老话,张伯萱则说现在正在商量。这次谈话张亚东就有些不耐烦,语言急躁,张思伟和苗兰亭仍不说话。又隔了十多天,张亚东授意苗兰亭在石泰岩饭店请客,仍是张亚东、张思伟、苗兰亭和张伯萱四人,张亚东又提合作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中日亲善嘛,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日本人和我们合作,这是很瞧得起我们,不要不知好歹,不要不看大局”,“今天是什么时候,不和日本人合作能行吗?”他还举北平厂房主被宪兵队要房子作例子,说“给他搬家费,叫他让出来。他不同意,后来被强占,房子没有了,搬家费也丢了。 ”最后张亚东见张伯萱仍不答应,便说:“皇军来合作,这是瞧得起,谁叫你亡国了。 ”张思伟和苗兰亭仍是默默无语,不表示态度。张伯萱还是说回去再商量商量,遂不欢而散。在这次谈话之后,大家感到形势紧迫,企业经理人又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干自己干,决不让侵略者染指。不叫我们干,宁肯企业被强占,这是我们的民族气节。大家都作了企业被占、个人自找出路的准备。未几,张亚东调往北平,东洋棉纱株式会社提出的“合作”事也就不了了之。
  企业不与日军合作,确实招来许多迫害和骚扰。1942年秋,一天深夜两点钟,日本宪兵队和十数个汉奸特务,乘大汽车到东元盛营业部(锦缠街)和张伯萱家中(锦屏街)进行搜查。来搜查的日军和汉奸特务均戴着墨镜和大口罩,进
  门以后不分老幼,首先拳打脚踢,打了十数人,然后把所有的抽屉、衣橱、梳妆台等均搜查一遍,在搜查时顺手把金戒指、金耳环、手表、眼镜等比较贵重的东西拿走了。最后没有搜查出什么罪证,便拿出他们事先预备的国民政府委任状,大喊大叫地说:“有了委任状,还不是通匪吗?”就这样于1942年冬宪兵队把我大哥张伯萱逮捕,关押了20余日才放出来。
  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凡不与日军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一类,不承认为生产单位,不能购买原料进行生产,只准做批发销售业务。因为东元盛未与日军合作,就自然不能列为生产单位,必须把存货售罄,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为此企业经理人共同商定,忍痛将所存棉布约四万余匹,按日伪政府所定的官价出售一空,企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尽管如此,日军宪兵队仍然以“拉拢行贿”的罪名,逮捕了副经理张让青。同时伪市警察局以“暴利”为名,逮捕了营业部负责人蔡润卿,他们均遭严刑逼问,备受酷刑,罚款一万余元始被释放。工厂存有汽油数十桶,是染厂烧毛之用。日本宪兵和特务到工厂搜查,以“私存军用物资”为由,声言逮捕厂长张东木。时值我外出,闻讯后躲到老同学吴鸣岗家里,日军扑了空,才免遭牢狱之灾。当时带走了职员张振东和张树棠,并将汽油装一并带走。躲了几天后,经伪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宪兵队详细解释,汽油确是生产之用,日本宪兵队才将张振东、张树棠二人毒打后释放,也不再追捕我了,但汽油却被全部没收。
  在济南八年沦陷期间,东元盛在日伪打着“中日亲善”幌子而施加的百般压榨下,在中国人的若干大型工厂企业被迫与日“合作”的冲击下,东元盛经理人不为敌人淫威所屈,亦不为巨利所动,倾心竭力与之虚与周旋,坚持自营,始终拒绝与日军“合作”,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与此同时,发奋图强,在企业内部加强团结,加强管理,实行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保住了自己的名牌产品,为国货争了光,得到了同胞的信任和赞誉。1942年,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统制”,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掠夺,1943年至1945年间,又进行了“强化治安”,市场日渐萧条,物资十分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东元盛染厂被迫停工,直到日本投降。
  大哥被捕后,在狱中受尽酷刑。审讯时敌酋一再声言“你同皇军不亲善,大大的不好。”这就是敌人露骨地指出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不答应合作,“思想不良”。但伯萱大哥仍抱定了“可以强占,决不合作”的主张,在狱中坚持不应允合作。伯萱大哥被捕后,经亲戚朋友的帮助,各方面奔走营救,送礼、送钱,最后直接给宪兵队长送钱13000元,前后用去10万元(约值白布3000尺),才买通了关系,获得释放。伯萱大哥虽被释放,却夺去我父亲的生命。我父亲以古稀之年,看到儿子被敌人捕去,生死不明,又感到自己经营了四十年的企业随时有被抢去的危险,也看到敌人横行、暗无天日的情况,因而既是惊恐,又是悲愤,在伯萱大哥出狱前七小时便含恨逝世了。
  附:大哥张伯萱(时任东元盛染厂经理)自述在日本宪兵队中受到的迫害和酷刑,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
  日军占领济南,强迫东元盛染厂与其“合作”,遭到我们企业的坚决抵制后,恼羞成怒,就在 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里,日本宪兵队闯进我家进行搜查,他们用早就制好的假证据,污蔑我通敌,先拳足交加,打了我一通,接着就把我押进宪兵队,关在一小间地室里。白天只许站着,晚上才能躺在冰冷的洋灰地上,不准说话,吃不饱,喝不够,受尽折磨,这是小事。最难挨的是审问时的各种非刑、拷打,几次受审,我都咬着牙挨皮鞭、木棍、竹板抽打;我也看到好多无辜的难友们受尽了坐老虎、垫砖、吊指、灌凉水、狼狗扑咬等等灭绝人性的酷刑;在地下室里不断地听到被关押人员的惨厉的痛叫声,无论用什么样的语句,也难以描述日寇阎王殿的残酷!
  我亲眼看到有的难友被画上五颜六色的鬼脸,趴在地上,日本宪兵骑在他的身上,用皮鞭抽打着,满院爬行,一群魔鬼围着哄笑取乐,敌人就用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来污辱中国人;我还看到一些难友被野蛮的日本鬼子装在大麻袋里,胡乱扔到大汽车上,碰得厉声惨叫,听说这些被装在麻袋里扔到汽车上的人们,都被运到南山附近用刺刀穿个半死,才扔进万人坑里。我被关在这个阎王殿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和痛苦,真是语言难以形容。我当时的痛苦,还不仅在于自己受罪,而是看到一些悲惨景象,更加重了我的痛苦,也就越发激发了我对侵略者的愤怒和仇恨。我在里面受苦受难,性命朝不保夕,全家老小在外边提心吊胆,忧心如焚。
  为我早日脱离虎口,同事们和我的兄弟们昼夜奔走,想尽一切办法来营救我,当时不管什么特务、狗腿子、伪警察、伪官员纷纷来说他们能向宪兵队串通,以乘机进行敲诈,但为了我能脱离虎口,只好送钞了事。最后终于花了一万三千元,满足了日本宪兵队长的欲望,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野兽才放了我,使我这半死不活的人逃出了虎口。仅这一件事,遭受各方面的敲诈勒索,企业在经济上就受到近十万元的损失,相当于三千匹白布的价值。
  罪恶的侵略者虽然放了我,却夺走了我父亲的老命 !当我被抓后,我父亲 (东元盛染厂创始人 )已古稀之年,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敌人掳去,死活不知:眼看着自己惨淡经营四十多年的企业,横遭摧残;眼看着一家大小三十余口大祸临头,寝食不安。他害怕儿子失去性命,企业遭受抢掠;他害怕家破人亡,失去家庭幸福。就在这样惊恐忧愤交加的心情下,一病不起,当我在宪兵队受苦受难的时候,他就含恨去世了。
  我被抓去时间虽不算长,但企业受到损失很大;我受苦受难不说,竟至父子永远不得相见。痛定思痛,使我充分认识到只有国家强盛了,人民才能不受侵略者的欺侮,身家性命才有保障。我这虎口余生,日夜盼望抗日战争早日胜利,摆脱侵略者的血腥统治,重归祖国怀抱,也好安居乐业。
  1945年 8月,日寇终于投降了,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都感到有出头之日了。谁知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发动内战,使全国人民再次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企业再度陷于困境,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由于以上所述,主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其他情况这里暂不详述。
 
(孙嘉焯协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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