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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冀鲁豫边区
秦和珍(已故)
 
  1941年3月,我被调任湖西地委(1940年12月,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秘书长,在地委机关工作了两年时间。这个时期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
  1941年至1942年,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为了放手南进,在继续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的同时,把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所谓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力战方针,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频繁的“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地执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将第二个反共高潮推向顶点。这时,位于华北南端的冀鲁豫地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
  湖西抗日根据地地处战略要地,日军在它周围的主要城市徐州、济宁、兖州、商丘等地都增加了兵力,各县城、主要集镇也增派了日军和伪军。敌人不断对湖西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式的残酷“扫荡”。顽军主力孙良诚、高树勋部纠集地方顽军乘机进犯、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同时,日伪顽互相勾结,组织、煽动反动道会门武装暴乱,致使根据地处在被敌分割包围之中。根据地又连续三年遭受干旱、蝗虫灾害,军民只能杂以米糠、地瓜秧、树叶充饥。再是“肃托”事件在我内部仍存有恶劣的影响。敌祸、天灾交加,就使得我们在这一特定时期内的工作陷入了极端的困难境地。
  为了动员、团结根据地党政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战胜困难,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这一时期,湖西地委辖12个县。地委书记是潘复生,组织部长陈璞如,宣传部长郝中士(不久任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郭影秋,民运部长鹿渠清。我作为秘书长,主要任务就是当好地委的参谋和助手。工作职责主要是:列席地委的一些会议,整理呈办地委的文件,做好机关驻地发动群众的工作,搞好党内交通,保卫湖上交通线,保卫地委机关的安全等。
  湖西抗日根据地是抗日初期建立的,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根据地之一。在一个复杂、艰苦斗争的环境里,和一些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领导水平的高层领导同志生活、工作、战斗在一起,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锻炼机会。记得在当时的形势下,地委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指示,对对敌斗争、发动群众、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作了全面部署。一方面壮大地方武装,执行“敌进我进”方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另一方面,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精兵简政,进一步开展民主、民生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运动。我直接参与了这些实际斗争,从中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学习到不少的本领。当时的斗争虽然很残酷,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具有必胜的信心,坚信湖西军民只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段时间,最使我难以忘怀和值得学习的是几位地委领导同志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斗争精神。地委一班人始终如一地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战斗中,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地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潘复生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那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品德高尚、性格刚直的优秀品质,不说大话、空话,提倡如实反映情况,深入群众,遇事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不善于搞文字工作,每次整理的会议记录,潘复生都要非常耐心地亲自修改,给我很大帮助,许多重要文件,都是他亲自起草。搞参军、减租减息工作,他亲自驻村蹲点。郭影秋同志是地委的统战部长兼军事部长,是一个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领导者,又是一位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位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他博学多才,出口成章,提笔成文,受到湖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尊敬。郝中士同志曾任过区党委和地委多年的组织部长。他认真学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工作中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辞劳苦;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从不搞特殊,鄙视阿谀奉承;他为人忠厚,光明磊落,待人谦虚谨慎,关心同志,被湖西广大干部当作老大哥。可惜这几位同志都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辞世了。他们虽然离世了,但他们的那些高贵品质、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怀念和学习。
  当时,地委提出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内容,要求机关配合当地党组织做好驻村发动群众的工作,指定由我负责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进行动员,组织实施。由于在当时情况下,地委机关几乎天天转移,我们便每到一处,就配合区里的干部进行人口登记、普查,指导实施合理负担政策,把土地税改为累进税,确定起征点和累进税率。当时规定,人均占有一亩以下土地者,免征土地税,一亩以上者,开始计算土地税额,占地越多,累进越多。另外,根据土地好孬,确定征收额,好地多拿,孬地少拿,使群众的负担更趋合理。通过人口登记、普查,打击了少报土地、多报人口,分居分户,企图逃避负担的不法地主和富农,从而查出许多黑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1942年8月,刘少奇同志路经湖西时曾经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成绩。要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地委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确定大张旗鼓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举办了“双减”训练班,并立即从党政机关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地搜集情况,调查研究,汇集资料,从中发现问题,指导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地委几位领导同志都分工下村蹲点,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我当时被留在机关,协助主持地委工作的领导同志负责这项工作的综合、研究、互通情况等工作。为了指导好面上工作的开展,我们利用多种方式,综合通报了各县送来的调查研究材料,也在机关驻村作了大量的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地主阶级利用封建土地关系盘剥农民的大量事实。例如:除佃租、雇佣形式外,还有小租、送礼、无偿劳动及现扣利、出门利、驴打滚利等,花样之繁多、取财之不义,令人发指,穷人不堪其苦。地委、专署得知这些调查情况,就下令取消各种封建性的超经济剥削,同时作出对雇工增资规定:男工资最高年 400斤粮,最低 300斤;女工资最高年 300斤粮,最低200斤。减租减息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强调了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对富农生产仍采取保护奖励政策。这样,既减轻了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又团结了各阶级、阶层坚持长期抗战。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发动,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一些直接利益,农村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普遍建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初步树立起来。
  到了1943年的春荒关头,地委又研究部署了生产救灾工作,发动全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机关干部带头开荒种粮种菜,为农耕田。要求干部把每日的供给粮带到活动的村庄,交给贫苦农民,掺上树叶、野菜,同百姓一起吃饭。同时,向存粮的地主、富农等殷实富户发动借粮赈灾,提出“同舟共济,借粮保还”等宣传口号,规定了具体的借粮办法,力求解决贫困农民的“燃眉之急”。还依靠农会积极分子,广泛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互助度荒,抓紧时机恢复生产,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缺粮问题。由于工作深入,政策对头,得民心,顺民意,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群众也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了组织起来、自己解救自己的巨大力量,纷纷参加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树立起雇、佃、贫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为进一步改造村级政权创造了条件。
  在我任地委秘书长期间,传送党内文件,护送过往干部,保证交通线的畅通,是我负责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时,全区有数条党内秘密交通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湖上交通线。早在 1938年 10月,我党即已在微山湖东岸著名的水陆码头 ——夏镇建立了交通站。微山湖是一个南北狭长的湖泊,北接昭阳、独山、南阳三湖,全长约达 300公里,是华中、山东通向延安的主要通道,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40年 11月,夏镇一度被顽军占据。1941年 3月,湖西地委派张新华(张运海)到沛滕边组建抗日武装,恢复湖区交通。张新华同地方武装人员组成一个 20多人的小部队,称微湖大队,协同主力部队和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作战,解放了微山岛,恢复了湖区交通。但到 1942年 4月,日伪军 600余人分五路合围微山岛,经过激战,微湖大队同其他部队被迫撤离,湖区交通线再度被切断。8月,刘少奇同志路过微山湖时,指示地委“要保证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在当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刺激敌人,要做好统战工作和敌工工作,分化瓦解敌伪军。 ”他到湖西地区后,又强调指出:“要保证山东与延安的联系,加强对微山湖的控制。 ”但是敌人不断向这一地区增兵。12月,敌人对湖西大“扫荡”之后,仅在金乡、鱼台、单县三县三角地区内,就增设据点 30余处,全区据点、碉堡密布,所谓“三里一碉堡,十里一方城”,根据地几乎被蚕食殆尽。所谓“一枪打得透的根据地”就是指这时一些特别狭窄的地段而言。面对布防严密的敌人,为恢复湖上交通,沟通山东与延安的联系,地委竭尽全力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加强微湖大队的力量,做好军事打击敌人的准备;一方面认真分析了盘踞在湖区的顽军现状,做好统战工作。地委认为顽军尹洪星可以争取,便派刘家廉以医生的身份打入夏镇据点做工作,与他建立了联系。尹洪星撤掉了南庄附近的几个据点,并与我们达成双方互不为难的协议。这样,湖上交通线又恢复起来了。这个交通线曾先后多次出色地完成了护送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如刘少奇、陈毅、朱瑞、肖华等同志的任务。陈光、罗荣桓、肖华、黎玉曾直接写信表扬说:“你们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脏,因你们的勇敢和智慧,在星罗棋布的据点中,趟出通往延安的坦途,保证了南北通道的畅通。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地委书记潘复生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动手、具体指导分不开的。记得有一次微湖大队汇报工作时,提出许多困难,当时潘复生征询我的意见,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当即回答:“应大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人给人。只要能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保证过往干部的安全,就是胜利,应当全力支持。 ”潘复生很重视我的意见,作了具体指示。后来,微湖大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成为拥有 5个中队的湖边支队。1943年 5月,受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的嘉奖。
  1942年,湖西地区的困难局面达到了顶点。10月以后,日伪军开始在华北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妄图通过军事上的所谓“治安强化战”,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从 9月下旬开始至 11月,调集重兵对濮、范、观中心区和昆张、泰西、运东等地区,连续进行“铁壁合围”式的“扫荡”、“蚕食”。之后,即转向湖西地区,先挖通金乡至鱼台、单县至鱼台两条封锁沟,并于 12月中旬调集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独立骑兵第四旅团 9000余人及伪军共 1万余人,汽车1300多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企图将湖西根据地彻底摧毁。20日,各路敌人已从四面八方形成对湖西中心区包围之势。此时,我情报部门虽已获悉敌军出动,但因未及时判明敌人之企图,未能及时转移。待敌人已逼近单东中心区时,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还在北常集村仍按预先的准备,举行庆祝湖西地区实行一元化领导和旅兼军分区会议。及至深夜,警卫部队发现南路敌人点燃柴禾时,情况已十分紧急。这时会议当即决定,人员分散转移。21日凌晨,各路敌人以分队、小队为单位疏散开,对我单东中心区形成严密包围圈;外以骑兵作机动。敌军手举各色小旗,摇旗吶喊,严密搜索,步步压缩前进。这时,旅部、地委由一个连掩护向西北方向转移。地委机关共 30多人,由我负责和部队联系,组织转移。虽然敌情很紧急,眼可看到敌人,耳可听到枪声,但觉得主力部队是靠山,心情并不慌张。
  拂晓,敌人合围北常集分区、地委驻地扑空后,即一路向北,一路向东,配合金乡、鱼台、丰县、沛县之敌,对我进行三面夹击,企图将我消灭于金乡县以南、鱼台县以西、单县东北地区。在我们转移中,已隐约可见敌骑兵纵马摇旗呐喊,引导步兵向我压缩进逼。下午4时许,旅部、地委机关转移至金乡南陈高庄时,和从单东八大庄转移出来的主力部队十一团相遇。为掩护旅部、地委安全转移,十一团当即在马司集阻击前进的敌人,3个连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伤亡 60人的代价,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黄昏时分,部队和地委机关又与金乡方向包围上来的敌人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到太阳落山时,敌人收紧包围圈,到处点燃火堆,照得四处通明,妄图等天明后将我一举围歼。战士们边打边撤,与敌人周旋了一天,是夜12点左右,党委作出决定,部队由政治部主任吕洪负责,地委由我负责,迅速组织突围。我立刻召集大家说明被包围的情况,作了简要动员和部署,即带领已划分好的突围小组,趁着夜幕,利用熟悉的地形,从敌人“合围圈”的空隙中悄悄地突围出去。当夜,按原定计划转移至鱼台南、丰北边沿地带。次日,又发现敌情,遂又向单砀边转移,进驻马良集大李寨,取得了此次突围的最后胜利。
  12月20日晚,当敌情紧急,决定分散转移时,专署机关驻单东马桥,十一团驻离专署不远的八大庄。原约定转移时,专署要听候十一团通知再行动,但因敌情紧急十一团没来得及通知专署即转移出八大庄村,专署机关因未得到十一团通知,而迟迟没有行动,致丧失了转移时机。待决定转移时,敌人已将该村包围。这时,被敌骑兵冲散的第十团团长肖明等,也在马桥村北遭敌“合围”,在共同突围中,专员李贞乾、团长肖明、专署公安局长王鼎成、教育科长任子建、粮食科长渠伯奎、财政科长张松波等40人壮烈牺牲。专署机关和警卫连的大部分同志,经过激烈的战斗,从西北方向突出重围。
  在敌强我弱、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敌人妄图将我湖西抗日力量一举聚歼、将抗日根据地彻底摧毁的企图破灭了。
  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作为领导机关,我个人认为:一是对敌情平时估计不足,思想麻痹。敌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早有预谋,12月初,徐州、商丘、济宁及周围各县即不断增加兵力,调动频繁。但这些重要动态,事前我们并没全面掌握,直到敌人对我形成包围,才有所察觉,而且行动迟缓,指挥不力。二是对敌人的行动判断错误,没能及时主动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敌人的战术为“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即有计划地从四面八方将我部队、机关拉至单东、金南地区聚歼之。而我们的转移路线正是从南向北,顺着敌人张开的网口向里钻,越陷越深。在转移途中,上午9时,如若没有专署警卫部队和敌人激战,吸引其兵力,及下午4时,巧遇主力十一团的掩护,旅部和地委机关就没法安全转移。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此次大“扫荡”后,湖西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敌人在中心区反复“拉网合击”、“抉剔扫荡”,连续数日一无所获。于是,敌人主力大部撤回原地,留下日伪军2000余人,安设据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将湖西中心区分割为三小块,封锁线纵横交错,形成格子网。我根据地内形成三里一碉堡,五里一方城(即规模较大的据点),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的局面,我们原来经常活动的地区,全部变成游击区。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全区军民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以反“分割”、反“蚕食”为中心,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首先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政军群思想统一,行动一致。主力部队分散成若干小部队,深入敌后,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制止敌之蚕食。整顿地方武装,发展壮大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斗争。组织武工队和主力、民兵相互配合,打击深入我腹地之敌,镇压汉奸,稳定人心。同时强化敌工、情报工作,分化瓦解敌伪军。经过以上工作,有效地制止了敌人的蚕食,形势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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