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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
于建勇
 
  1938年夏,一群热血青年自发组建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威慑伪鲁北道尹成逸庵,行刺伪教育厅长郝书暄,刺杀伪高院院长张超骥,枪击伪山东省长唐仰杜,令日伪惶惶不可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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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鸿烈(1882~1969),字成章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 ”爆发。 7月 29日,北平、天津沦陷。此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未作有力抵抗,率军南撤。 12月 27日,日军占领济南。不久,山东全境沦陷。
  为维护对沦陷区的统治 ,日本实行“以华治华 ”政策,雇用了一批汉奸为之卖命。为打击日寇,惩治汉奸,1938年夏,一群热血青年自发组建了“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 ”(以下简称“铁团 ”)。
  流亡鲁南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获悉后,召见了“铁团 ”负责人毕复生、李景禹等,给予鼓励、资助,并注册在案,予以委任。
  毕复生任济南地区“铁团 ”主任;
  李景禹任青岛地区“铁团 ”主任;
  赵敬之任济南地区“铁团 ”文书组长;
  潘炳玉任济南地区“铁团”庶务组长;
  于文甲任济南地区“铁团”组训组长。
  曹梅村为济南地区“铁团”骨干(后去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台北市副市长)。
  此后,“铁团”成员陆续发展至100多人,在济南展开大规模的锄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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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伪山东公署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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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初伪山东公署内景
 
打入日伪同盟电台
 
  当时,潘炳玉在济南芙蓉街开了一家服装店。这里就成为济南“铁团”团部的秘密据点。它的西面是伪山东公署,即省政府所在地,南面是日本济南城内宪兵队所在地(初驻宽厚所街,1939年迁至西门大街),相隔都不太远。
  日伪万万没有想到,“铁团”竟然敢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潘炳玉有位好友,叫颜果夫,在日伪同盟社担任报务员。因“铁团”团部离日伪较近,不便设立电台,潘炳玉就请他代收发密电、传递情报。颜果夫不仅欣然应允,而且也加入了“铁团”。
  这个在日伪心脏的电台,不但被“铁团”所掌握,而且截获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正像歌中所唱:“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
 
威慑伪鲁北道尹成逸庵

  1939年春,“铁团”决定惩治一下汉奸道尹成逸庵。
  成逸庵,山东省桓台市人,曾任国民政府青岛市警察厅长,济南红十字会经济部主任、副会长。1937年12月投降日伪,任济南维持会副会长。1938年3月任伪鲁北道尹,驻德州。
  道尹,民国时期官名,相当于解放后的地区专员。当时全省划分为鲁东、鲁西、鲁南、鲁北4个道公署和济南、烟台2个市公署。
  1939年5月的一天夜里,毕复生带领李景禹、康有三、梁鸣一等人,化装潜入伪道尹公署,挟持了成逸庵,命令他辞掉汉奸职务,并罚其交出赃款作为抗日活动经费。成逸庵当即交出伪币5000元。
  “成逸庵受此惊吓,心惊肉跳,随即称病,辞去伪职,回济南红十字会任副会长直至日本投降。1946年8月被国民党山东省高等法院逮捕,判处8年有期徒刑。”(齐人《日伪时期的山东汉奸政权》,载于《春秋》杂志1995年第4期。)
  此次行动顺利成功,毕复生等人甚为欣慰,乃秘密策划新的行动。这时,他们获悉,日伪搜刮人民的钱财,多集中存放于伪统税局的金库内,于是决定劫出这笔不义之财,作为抗日活动经费。
  文书组长赵敬之有位挚友,叫蔡佩章,在伪统税局干会计。赵对蔡晓以大义,争取蔡加入了“铁团”。蔡画了一张地处小纬二路的统税局内部详图,并摸清了收款最多的一天,秘密告诉了“铁团”。
  由于计划周密,这次行动大获全胜,不仅为锄奸活动筹集了资金,也给日伪以经济上的打击。
 
行刺伪教育厅长郝书暄

  日伪时期,不少汉奸认贼作父,助纣为虐,“铁团”决定予以刺杀。第一个目标就是郝书暄。
  郝书暄(1893~1946),山东省东平市州城镇刘桃园村人,1915年入山东高等师范,毕业后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在教育界、文化界享有一定声誉,1938年 5月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伪教育厅厅长,从强制推行日语教学、网罗人才赴日留学培养亲日走卒、严密控制师生、利用“新民会”把持社会教育等方面,极力推行奴化教育,竭力宣扬“日中亲善”、“东亚共荣”,深为人民所憎恨。
  毕复生曾为郝书暄的学生,决定利用这层关系伺机行刺。
  星期天,毕复生与“铁团”成员王一湖以拜见老师为名进入郝书暄家,佣人告之“厅长尚未起床”。毕复生因常来,谎称“有急事汇报”,径直闯入郝书暄的卧室,见郝书暄尚未起床,遂抽出匕首猛刺。
  虽有师生之谊,但在民族存亡面前,“大义”摆在了第一位。
  郝书暄大声呼救,惊动了外面的警卫。双方展开激烈搏斗,毕复生中弹负伤逃出,途中幸被有良心的中国警察放开,得以生还。
  王一湖则被抓获,送到日本宪兵队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他,后来牺牲在日特枪下。为纪念这位志士,后人以他的事迹为题材撰写了《铁团之花》一书,广为散发,以激励人们保卫国家,同仇敌忾。
  遗憾的是,因毕复生没有刺中要害,郝书暄逃过一劫。
  1942年 10月 27日,郝书暄出任伪济南道尹。
  关于他的死因,“山东省情网”说他于 “1946年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解除职务。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以汉奸罪将其逮捕入狱,羁押数月。他自知罪责难逃,在狱中服毒自杀。 ”
  而齐人所撰《日伪时期的山东汉奸政权》一文,说他“1945年 4月 24日在济南病死”。不知哪种说法准确,尚请方家指正。
 
刺杀伪高院院长张超骥

  就在毕复生组织谋刺郝书暄时,李景禹也在组织刺杀张朝骥。
  张朝骥是1939年前后成立的伪山东高等法院院长。他与日本人沆瀣一气,迫害我抗日志士、无辜同胞,乃罪大恶极的汉奸。李景禹、范奇、王夷民等把他列为锄奸对象。
  这次行刺同样有内应,他就是高等法院书记官范奇,范由赵敬之介绍加入“铁团”。范奇利用工作之便,将李景禹、王夷民带进后坡街张朝骥家中。
  当张朝骥走进客厅时,李景禹当胸就是一刀,张朝骥急忙呼救,伪警闻讯而入,与李景禹、王夷民、范奇展开搏斗。
  李景禹、王夷民、范奇夺路而逃。在爬墙时,范奇被击中,抓往日本宪兵队。虽受尽酷刑,但他对“铁团”秘密守口如瓶,至死犹骂声不绝,铁骨铮铮,堪称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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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饭田中将及驻守山东的所有日方高层与伪山东省长唐仰杜(前排右四)的合照(于济南)
 
 
枪击伪山东省长唐仰杜

  伪山东省公署是日军侵占山东后建立的汉奸政权。“铁团”把锄奸目标锁定了公署最高首脑唐仰杜。
  唐仰杜(1888~1951),山东省邹城市邢村人,1938年 3月出任伪山东省公署财政厅厅长。1939年 1月,继马良之后任伪山东省省长兼财政厅长,帮助日寇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经济掠夺。1941年 7月 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署发给唐仰杜“感谢状”一件,以表彰其在人力、物力上资助“圣战”之功。
  1940年 11月,“铁团”获悉,唐仰杜将在伪省公署接待华北日军指挥官,决定趁机行刺。
  那天是星期五,“铁团”成员卢化西(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卢家寨人,时为小学教师,后去了台湾)、李景禹身藏武器,穿褐色西装,带上小胡子,化装成参加会议的日本要员,乘坐租来的卧车进入省公署,昂然进入集会厅。
  此前,卢化西、李景禹利用从日商那里劫来的土药膏(大烟),买通了伪省公署专员潘兴福和常驻济南的伪嘉祥县县长周某,弄到了两枚省公署人员佩戴的证章,先后 6次进入省公署侦察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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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成员卢化西(1914~1996.9)。
(照片由卢化西在济南的儿子 ——历城区孙村镇卢家寨人卢玉生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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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昭和十七年(1943年)签署的“感谢状”,虽然不是写给唐仰杜的,但形制大体相同。

  进入会场,两人掏出手枪,向唐仰杜射击。卢化西又扔出一颗炸弹,一时烟雾弥漫,吓得日伪狼奔豕突,乱作一团……
  卢化西、李景禹二人趁乱从后院西北角越墙而出。场外接应的刘百川(后被敌人捕去)早已备好自行车,二人骑上车子,飞驰而去……
  卢化西逃到其族叔开的德聚昌成衣店(趵突泉北门对面),脱下西装,摘下胡子,换上便衣,化装出城……
  这段历史被卢化西的族叔卢宝生(曾任历城区孙村镇中心小学校长)写进《伪山东省省长唐仰杜被刺未遂经过》一文,载《济南文史资料》第九辑。
  遗憾的是,卢化西扔出的炸弹因受潮没有爆炸,射击也未见效,唐仰杜侥幸不死。
  1945年,唐仰杜升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务总署督办。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北平行营督察处以汉奸罪拘捕,后解送南京高等法院审理,但迟迟未作出终审判决。解放后,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51年 4月 29日处决于济南。
 
“铁团”组织遭受重创

  锄奸行动震惊日伪,他们开始全城搜捕。人员进进出出的芙蓉街团部,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怀疑。在一次突然搜查中,“铁团”花名册被抄出,另抄去伪钞一批。4名成员被捕,服装店店主潘炳玉逃逸。
  “日本宪兵队根据花名册‘按图索骥’,大批‘铁团’成员被捕,先后捕去于文甲、蔡佩章、马子依、陈语今、万茂如等共 100余人,后来连‘铁团’济南地区和青岛地区主要负责人毕复生、李景禹都被捕去。 ”(“铁团”成员回忆录《日特汉奸对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的大搜捕》,作者:赵敬之、李景禹、潘炳玉、马节松,整理:崔力明。载《济南日特机关罪行录》一书。)
  这些被捕去的人,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于文甲、蔡佩章、马子依、陈语今、万茂如等 5人被判处 15—20年徒刑,被送
  往北京监狱执行,直至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 ”(同上)
  日本特务对他们认为的要犯,在无法捉住本人的情况下,竟将家属捉去当人质。赵敬之的母亲、哥哥、妻子都被抓去审讯。财务组长荣福堂两个上中学的妹妹被抓,在逼问无果的情况下,“竟惨无人道地将烧红的铁棍刺入其阴道中,一人被折磨致死,一人被逼疯”。(同上)
  卢化西的家人和同乡被捕。德聚昌成衣店是卢化西经常落脚之地,店主卢成亮、卢成福兄弟二人也未能幸免。卢成福仅穿着一件夹袍和裤头,在狱中煎熬冬春三个半月,出狱后身体极度虚弱。曾为卢化西提供过掩护的尾源团洋服店学徒卢化芳备受折磨而死。
  日本特务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更加激起未被逮捕的“铁团”成员的愤怒,他们有的将只身外出的日本宪兵暗暗投入井中,有的则抓住日特装入麻袋,投入黄河。
  笔者据《日特汉奸对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的大搜捕》披露这段历史时,曾援引文中“毕复生被捕叛变”的说法。毕复生之子毕衍鑫 2013年 1月 5日在写给媒体的公开信中作了以下澄清,特照录如下:
  当年我父亲毕复生并非“被捕入狱叛变”,而是他主动前往自首的。
  由于大多数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后,受到日特机关严刑拷打,有的折磨致死。得知实情的父亲非常难过,他知道因为他这个“首犯”未捕而使在狱中的同志们牵连着受苦受刑。为了停止对同志们的刑讯,父亲毅然主动投案自首,绝非“被捕叛变”。他自首前安排我随母亲王玲云先离开济南到乡下逃难。
  当时“铁团”多数同志已被捕,组织机构早已破坏,成员名册早为日特所获。这些事实是在他主动自首之前就已发生,并非他入狱后所为。他更没有出卖一个同志。我在家中常见的他的亲密战友李景禹、康友等三人始终未被捕。我父亲毕复生的自首实为在对被捕的同志们营救无门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总之,为使在狱中同志们少受酷刑,毕复生主动前往投案自首和其被捕叛变是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事实。我是共产党员,已年届八旬,为了对历史和当年抗日英烈的子孙们负责,切盼能对上述史实认真对待。当年发生这件事时我虽然只有八九岁,但因为是亲自经历的重大事件,所以至今都记忆犹新。
  毕复生之后,梁鸣一继任主任(后去了台湾),赵敬之任副主任,继续开展抗日锄奸活动。后来,梁鸣一、赵敬之、潘炳玉、张芹香等“铁团”成员分别在益都、济南等地被捕。“铁团”活动无以为继,渐至销声匿迹。
  上面提到的“铁团”成员张芹香,是济南市北园镇大杨家庄人,1941年夏在济南经四纬三路日本宪兵队内被日军杀害,他没能看到4年后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抗战胜利后,张芹香的学生和同事在其故宅创立了“芹香中学”,以示纪念。济南解放前因经费困难停办。
  3月 8日,笔者在济南找到张芹香三子 ——今年 90岁的张志铎老人,他曾帮助“铁团”送过情报。遗憾的是,他家没有留下一张张芹香的照片。家人说,皆毁于“文革”。
  卢化西后来去了台湾,上世纪 80年代专门来济南探亲。我也联系上了卢化西的儿子 ——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卢家寨人卢玉生先生,要来了卢化西本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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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团”成员专赠沈鸿烈的纪念章。 (金鹏收藏并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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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团”成员专赠沈鸿烈的纪念章(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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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团”成员梁鸣一、张玉如、卢化西 1964年写给沈鸿烈的亲笔信第 1页。 (金鹏先生收藏并提供照片)
 
  据《日特汉奸对抗日铁血锄奸救国团的大搜捕》一文整理者崔力明老先生介绍,赵敬之的后人或许在济南,只是笔者没有线索。
  我的朋友、青岛文史专家、收藏家金鹏先生,为了挖掘“铁团”历史,收藏了一枚纪念章,中间铸有“铁血”二字,二字中间立着一把匕首,上边铸有“成章主任纪念”字样,下边铸有“铁团全体同志敬献”字样。“成章”,乃沈鸿烈的字,说明这枚纪念章是“铁团”专门赠送给沈鸿烈的,可谓孤品。
  金鹏先生还收藏有一封“铁团”成员梁鸣一、张玉如、卢化西 1964年 8月 1日写给沈鸿烈的信,也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信中在回忆“铁团”锄奸这段历史时说:“工作期间,牺牲之多,死事之烈,言之令人酸鼻。兹已二十余年,尸骨早朽,但传名流芳。 ”
  也许是因为有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委任的背景,大陆媒体对“铁团”锄奸壮举以前宣传不多,导致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他们是为抗日而战,许多人是因抗日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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