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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1期 总66期
齐鲁大学两次大搬迁
  在齐鲁大学历史上有因战争而引起的两次大搬迁,两去两回,人力、物资、时间上的损失十分惨重,无法计量!这笔血泪账要记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头上,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另一笔账记在国民党反动派头上,他们置全中国人民利益与和平统一大局不顾,继续坚持内战、分裂,又一次把全国人民推向战争火海。没有这些,中国不会倒退几十年,我们或许早就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了世界强国!
 
抗日战争:内迁四川省成都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齐鲁大学秋季未能开学。10月初,日寇侵入山东,齐大遵照教育部指示,经多次讨论,决定停课内迁。与华西协合大学联系协商准备借该校复课。当时的齐大校长为广文大学校友、留美法学博士刘世传。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因齐大校长刘世传精通英、法、德、俄与西班牙语言,命他以民间使者身份到美、欧、非洲和中亚21个国家去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揭露与控诉日寇滔天罪行,在国际上造成广泛影响,争取国际友邦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此举激怒了日寇,回国后,刘校长受到日伪的悬赏通缉,济南大街小巷贴满“活捉刘世传者奖大洋两万元”的告示。刘校长只能秘密与齐大董事会开会研究、筹划齐大内迁大后方的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组织和领导学校迁移的有关事宜,将图书打包、教学仪器装箱后先运到上海,再乘海轮经香港转越南,经昆明再运到四川成都。文、理学院和医预科师生携带家眷在刘校长带领下经武汉等地,历尽艰辛、辗转迁移至成都。侯宝璋院长负责组织齐大医学院师生和重要仪器、标本内迁。齐大暂附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借读。于1938年秋基本迁毕,正式复课。除无线电专修科一时因设备不足未能继续,外文、理、医三个学院各系、科及国学研究所均同时恢复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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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协合大学

  刘世传校长还将国内一流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钱穆、孙伏园、胡厚宣、高亨、马彦祥、朱东润、王献唐、张维华、严耕望等从全国各地汇拢来,聘到齐大任教或兼课,重振了齐大名校的辉煌。
  不久,齐大与华西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五所大学联合开课,优势互补,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保证最好的教育质量,惠及了众多苦读的学子们。
  患难显真情。华西大学慷慨地让迁来的各大学师生分享她的美丽校园、堂皇校舍、舒适的宿舍和良好的师资与设备。大家和睦相处,亲爱精诚,彼此间没有一丝主客的对立心态。大家就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中,这样美好的学习环境里奋斗了八年。当时大学生的爱国情操、忧患意识、苦读精神和对前程的美丽憧憬和期许,都是完全一致无分高下的。
  从战区和沦陷区各地逃亡流浪而来的学子们,十之八九是三餐难继、一贫如洗,连最起码的生活,都得靠政府贷款接济。有的在校内外打工半工半读,有的卖血维持学业,十分艰难。大家以为在大后方学习,应是理想的场所。不幸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连制空权都没有,日寇的飞机时常侵袭到大后方,轰炸、扫射无辜平民。白天为躲警报而耽误许多课程。一旦警报解除,往往已到深夜,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宿舍。第二天上课时便没有精神听讲。每日咒骂鬼子中更加发愤读书而自强不息。
  齐鲁大学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女大五所大学的学生在成都成立“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齐大医学院学生郭成圩(即郭号,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他们开展多次义卖献金活动,到市中心繁华地段,向商号、路人募捐,民众都踊跃参加,慷慨解囊,为抗日救亡献出赤心。他们还邀请爱国的“布衣将军”冯玉祥到校作“坚持抗战到底”的报告;还组织防护大队,抢救被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受伤的民众;上街讲演并演出活报剧,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军民士气,坚定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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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大学生在学习

  迁到大后方的齐鲁大学,以经常闹学潮闻名:学生中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斗争非常激烈。当时吴金鼎博士担任齐大“训导长”,感到对此无法处理。他对人讲,出于无奈,他常被逼得偷偷哭泣。最厉害的一次是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8月上旬,学生们掀起“反内战、反饥饿”斗争,把压制学生运动、有国民党背景的校长汤吉禾赶下了台!后由齐大化学系校友、理学院院长、留美博士吴克明临危受命,出任齐大校长。
  华西坝的几所大学校风各不相同,表现在学校的传统和做法,学生的言谈举止、生活行为和衣着打扮上也都不大一样。当时有这样的说法:金陵大学“神气”,金女大“洋气”,华西大学“阔气”(当地人多,有钱),齐鲁大学“土气”。说明来自孔孟之乡的齐鲁大学的学风简朴、求真务实优良传统之可贵。
  抗战时期大后方学子们的特点是:在物资匮乏、生活清苦中却精神饱满、斗志旺盛,没有虚娇的心态,没有浮华的想法,实实在在、牢牢靠靠,几年的大学岁月就在坚定充实的生活里,一天天平凡、平淡、平实、平静地逝去。那时候,绝大多数学子们的脉搏和时代同一节拍,生活与战争结合在一起,更添了大家的豪情壮志,终于奔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学校师生热烈庆祝,喜极而泣。教育部在重庆召开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齐大按教育部指示,开始办理回迁济南复校工作。初由方维廉、罗世琦、温福立、林仰山、裴礼伯诸教授先回济南接洽复员接收事宜,旋委教务长孙恩三与医学院院长杜儒德由重庆飞往济南主持一切。
  1946年1月,流亡成都的齐大师生开始有组织地陆续返回济南。又是一番图书打包、仪器装箱往回运。齐大校园和圩子内的医学院、医院已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不像样子,只好从清理废墟、打扫卫生的基础工作重新开始齐大的建设。
  10月1日,吴克明校长主持的从四川返济的复校、修整重建活动全部结束,正式开学上课。
 
解放战争:南迁杭州与福州

  1948年4月15日,根据教育部指示要齐大向江南迁校,以躲避中国共产党解放济南的战事,齐大董事会在上海开会。参会人员有董事长孔祥熙,副董事长陈文渊、董事蒋廷黻、沈克非等13人,研究并通过了齐大向南迁校的决议,文理学院迁往浙江省杭州市,医学院迁往福建省福州市。吴克明校长指定留守济南的原宗教系主任美籍教授赖恩源和英籍教育学教授林仰山代理校长职权,主持一切工作。
  先说迁杭州的一路。8月,吴校长亲自带领文、理学院和附设于理学院的医预科两个年级的师生和仪器、图书南迁至浙江杭州云栖寺。有的经济条件好的师生直接乘美国飞机至青岛,再转海运至上海,然后乘火车到达杭州;穷学生只能用步行和坐马车的方式,冒着国民党飞机投弹、扫射和微山湖土匪抢劫的危险,穿过国共军队两道封锁线,历经半个月才到杭州。
  到杭州后,首先要解决学费和饭费问题。学生们有的靠在学校干杂活打工的半工半读,有的多次卖血,有的靠奖学金和同学间的互助互济维持了一年的学业。
  教室因陋就简,老师教课认真。能开的课都开,生物、化学、药理实验室能做的实验尽量都做。校长吴克明不常在校,到处筹款、招聘教师。教务长孙恩三教授住在校内主持校务。他仍然要求很严,考试不及格者照样留级或退学,以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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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云栖寺

  齐大落户地云栖寺是杭州的著名风景胜地。数百名师生与和尚们生活在一起,互不干扰,可见寺院之大。这里有真正的“自来水”,山顶下来的溪水用粗竹接连,引到水缸中,昼夜不停,使用方便,而且水质极佳,似可与济南的趵突泉水相媲美。自然条件没的说,但生活条件却十分艰苦,教授一家人只居一室,学生20余人共居一室,分上下铺。那时学生自办食堂,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收齐饭费后得赶快换成硬通货(金条、银元),否则过几天就不值原价钱了,经管食堂的同学只得到大街上去兑换。吴校长奔波于福州与杭州之间处理各种难题,并远赴广东和香港等地募捐筹资,招聘教师,增添或借用仪器、设备,尽力改善办学条件,解决师生员工生活起居之艰辛,劳苦功高,感人肺腑。理学院院长刘遵宪教授凭个人威信和良好人缘,从有“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请来全国数学界泰斗苏步青、陈建功教授,物理学大师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教授等名师到齐大任课或兼课,使同学们有极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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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协和医院

  1948年冬,在校同学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竞选时徐子灵和中共地下党员马永凯当选,为师生们办了不少实事、好事。为了生活问题,学生自治会要求国民党政府提供平价米,自治会先在校内作了动员布署,百余名同学乘火车来到首都南京,下车后直接到教育部静坐请愿。傍晚,大门外来了不少军警,劝说大家离开教育部。吴校长在济南听说后急忙到南京,说服大家回杭州。南京请愿无功而返。
  学生自治会在杭州解放前夕即被学校组织的应变委员会所代替。该会由校领导、教师及学生组成。这时人民解放军已渡江,情况比较紧急。孙恩三教务长召开会议,学生代表有王裕民、李秉诚参加。孙恩三宣布学校停课,等待解放。为了保护学校资产和师生安全,由学生组织巡逻队,日夜值班看守。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解放军上山,从寺院门口奔向杭州市内和钱塘江大桥,次日杭州解放。不久上海解放,学校决定返回济南。
  齐大于初夏开始返济,经杭州大运河渡口坐船先到苏州,然后坐火车到上海,住上海愚园路广学会内,后由吴校长接回济南。
  再说迁到福州的一路。齐大代理教务长、医学院代院长、生化教授李缵文带领医学院师生及图书、仪器、病理标本、简易病床等一同乘飞机至青岛,再转乘二战后退役的美军登陆艇由海路到福建马尾港,又乘木船逆行闽江,到福州码头。医学院基础科学生在福州仓前山的协和神学院开课及住宿;临床科学生则在福州南门协和医院开课,宿舍在鸟山路一个教会大院内,每天乘学校的交通车往返于协和医院和其他几个较小医院上课、实习。为了便于和病人交流、询问病史,学生们还专门学福州方言。同学们学习上刻苦攻读,生活上却十分困难,不少人只好靠卖血维生,一次300毫升血,得160斤大米的钱,刚够一个月的饭费。早饭只有大米粥,喝上三四碗,撑饱了肚子,不到上午10点,就饿得腹内辘辘作响。大家仍坚持着学业。
  新到齐大执教的福建人、内科教授张光璧及医学院负责人想借助福州教会和福州协和医院为依托,将齐大医学院另立福州齐鲁医学院,因遭广大师生反对而作罢。
  最初,齐大南迁的消息曾被济南城郊的中共济南市委获悉后,派人与齐大留守的校总务长、化学系主任杨德斋教授联系,要他设法阻止齐大迁校,并要保护好图书、仪器等校产,勿使运往江南,结果阻止未能成功。
  1949年8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入福州,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狼狈逃窜。齐大医学院的学生成立救护小组,别着红十字袖章,带着担架和急救箱,为解放军和平民伤员服务。解放军入校宣传党的政策,并对学生介绍济南解放后的情况。解放军内很多山东人,而齐大医学院的学生大部为山东人或为在济南入学的学生,思乡心切,返济心切。一时间校内返校呼声很高。这时,医学院内幕人物准备将学校迁到菲律宾去。当时医学院学生邵孝珙正在校图书馆半工半读,了解到此情况,告诉了同学,学生们立即开展了“返校”与“反搬迁(到菲律宾)”的斗争。
  8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医学院学生在鸟山路食堂开会,由学生会主席刘琨、杨葆真主持。会上除个别学生反对外,绝大部分学生要求返校,反对迁往菲律宾。这时学生们受到解放思潮的影响,在解放军福州十兵团政治部的支持和号召下,成立了“返校委员会”,成员有杨葆真、张汝黻、马挺光、彭万程、高维济、纪明、谷懋材(艾力)七人,彭万程任主席,下设运输、伙食、财务各部门,各委员均有分工:谷懋材打前站,张汝黻负责交通运输。另有徐周善与束怀符管膳食,方开先与范启修管采购,张子圣教授任出纳,保管现金。
  返校委员会成立后,学生代表多次与医学院李缵文院长商讨返校事宜,最后取得院方同意。返校委员会与济南校本部联系并得到支持,汇来3500美元作为返校经费。在解放军福州十兵团政治部大力支持下,齐大医学院大批人员和物资由南平到上饶免费用十余辆军用大卡车运输,并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护送。由于军车上全用鲜树枝叶覆盖伪装,虽遇国民党军飞机在上空盘旋跟踪,幸未投弹扫射,有惊无险,安全抵达上饶。
  在上饶,师生住在一教会中学内。李缵文院长和彭万程、高维济先去了上海找军管会魏文伯政委接洽。魏政委对齐大医学院返校大加赞扬,认为齐大医学院回到新解放区会产生很好的政治影响。他马上写信给上海铁路局,要求免费提供火车送师生回济南。李院长三人返回上饶后,学校仪器设备与图书直接由上饶运回济南,师生到上海后,分住新亚酒家和圆明园路教堂。数日后即乘火车直达济南,此时已是1949年11月19日了。经一个多月奔走,胜利完成齐大医学院返校任务。
  在福州师生争取返校的同时,齐大校本部领导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支持下,也积极准备协助福州师生返校。当时齐大代理校长杨德斋博士与赵常林院长、于复新主任等多次商讨此事,最后由吴克明校长与学生代表段惠灵前去迎接福州师生返校。济南市教育局李澄之同志鼓励二位代表前去迎接,重整齐大,造福于人民。二代表到沪后住新亚酒家与大家见面。吴校长在上海召开了齐大董事会议,到会的有沈克非、张汇泉、孙恩三三人,在会上宣布张汇泉任齐大医学院院长,并去圆明园路主管中国教会大学的办事处,解决返校经费问题。吴校长与段惠灵由上海经上饶到南平,乘小火轮到福州,得知福州返校委员会搬迁工作已准备就绪,便和福州师生一同回到济南母校的怀抱。他们和先期回校的文、理学院师生、家属一样,均受到杨德斋代校长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
  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历经磨难折腾的齐鲁大学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得到稳定发展的环境,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安心办教育、搞学问、培养人才了。祝福齐鲁大学的新生!
田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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